登机的时间快要到了。“你们应该过关了。”莫利小姐从她的小皮包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来，“请看，你们的登机口是二十五号。过了关检之后请往右拐，下楼梯，再上楼梯，然后向左拐，你们就会看见第十八号登机口，请顺着第十八号登机口往前数，很快就能找到二十五号登机口。请放心，沿途都有指示前进的箭头。”她一面在纸上画着，

莫利小姐的话，自然不会出于恻隐之心。

他很怀疑限制那些杂志进口的原因，可能不是为了防止什么、什么，而是因为大部分老百姓的级别，还不够县团级，以及香港××、××、×××杂志。这恐怕不是平白无故的猜想，因为这些杂志经有关部门批准，还是可以少量进口，供有关单位、领导内部参阅。他虽然不是有关单位和领导，他的老上级却是。由白金眼镜框子化名撰写的，有关大陆来此开拓的那位歌唱家，如何丧失国格人格的败行劣迹，引起爱国侨胞强烈不满的文章，就是在那位老上级家里看到的。老上级说：“这个人如果不回来就算了，如果还想回来，必须让她对自己的言行作出解释。一个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思想觉悟却不如整天泡在资本主义染缸里的侨胞！真是太不像话了。”

这是什么逻辑？团长想。他看了看莫利小姐，一点没有胡言乱语的样子。

真是出师不利。谁能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好像他们刚刚经过十万八千里的长途跋涉，累得丧失了七情六欲；好像司马南江的死亡和他找不着护照有很大的关系；好像他们彼此看一眼，也成了自己的累赘；这个人为什么站在这儿？还要落进自己的视野？

反正现在哪怕是最高层的会议，一个月之后，香港杂志上都会全文照发，那会上谁谁怎么说，谁谁又怎么说，一概明明了了。好像那些杂志，全列席了那些会议；好像那些红头文件的发放范围，在发至县团级的后面，又加了一句：及发至香港×、××、×××杂志。

护照最后是在副团长的一只袜套里找到的。

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个结尾更加没有意思的结尾了。

现在副团长特别感到司马南江这一去所留下的、不可弥补的空白。

偏偏摊上了他。在这个时候找不着了护照。

“好在我预先留出了相当富裕的时间。”莫利小姐明明这么说，他却感到她是在说“我早知道你们会出这样的事”。对。是“你们”，而不是“你”。他看看团长和秘书，不知他们是否也有同感。他们的脸，仍像压在排泄管道上的又厚又重的铸铁盖。“请你稍候。”莫利小姐说完，就迈着她那昂首阔步的步子，转身去了。

“真抱歉，我想是……”也许是在箱子里？副团长不敢十分肯定。他现在特别感到了没有司马南江的不便。当他鞍前马后地照应他们的时候，他们似乎并不感到他的存在。好像一个人的价值，种种的好处、优点，只有在死后才凸现出来，让人们叨念不已。死亡好似火，只有用它来烤一烤，才能把用糯米水写在纸上的暗语，显现出来。

莫利小姐从那一刻起，已经变成一个把里面暖人的佳酿，忽地一下倒进阴沟的空酒瓶子，偏偏又在秋雨落黄昏的时节，并且着一点小风，就会呼呼作响。就像有人对着那只瓶子口吹气似的。

“您再好好想一想，护照肯定是留在洗脸间的台子上了？”莫利小姐问。她眯着眼睛，仰着脖子，下巴真像一把齐头的铲子。

他觉得团长差不多是不怀好意地看着他。耷拉着下嘴唇（他突然发现团长的下嘴唇很厚），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冷冷地看着他。

莫利小姐认为，这只能用他过分爱护、珍重的理由来解释。“一切人们以为是荒谬的行为，往往是出于正常得最纯粹的理由。”她说。

（本章未完）

是防止有人利用他的护照，冒名顶替地去那些国家招摇撞骗，窃取情报？还是防止有人利用他的护照，冒名顶替地到中国招摇撞骗，窃取情报？不过这种可行性相对来说比较小，因为这个人必须是亚洲人种。

到别的国家去招摇撞骗、窃取情报，他这份护照有无使用价值他不敢说。

这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

由于只有三张机票，他们的行李，远远超过了航空公司所规定的免费托运的重量。

人们本已生活在一个足够劳苦的环境里，中国人却好像还嫌不够，偏偏还要给自己制造一些困难，所以他们活得比西方人还要艰难。每每和他们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接触以后，她总有一种被传染上什么病的感觉，让她禁不住地想要歇斯底里大发作。

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停当，万无一失，事到临头，仍会缺盐少醋。

司马南江先生的论文，是一位西方同行代念的。那位先生的声音很好听，简直是太好听了，所以听上去很像牧师在布道。她和代表团里其他三位垂头丧气的先生坐在大厅里，听一个已然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思想，在大厅拱形的屋顶下回荡。她觉得好像他也趴在拱顶上听似的。笑眯眯的，好像很为自己开的这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而得意。他是她所接触的中国人当中，最让她感到不好理解的一个。

出来以前，外交部门三令五申地强调丢失护照的严重后果，外交部要照会凡是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云云。

秘书则抱着骨灰盒子，呆呆地守着他们尚未托运的行李。现在，驮重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一项任务，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少关心其他，甚至不关心其他。

一个他们现在诚心诚意地觉得朝气蓬勃、干劲十足、任劳任怨的人，没有一点先兆地，说没就没了。好像他有意做得干净利落，就是死，也不能打破保持了一生的，不给任何人增添麻烦的纪录。

莫利小姐垂手而立，没有打算支付这笔运费的迹象。

不过再往深里想想这个人，似乎又想不具体。若不是这次作为同一个代表团出访，如果有人向他们提起司马南江的名字，也许他们都会说：“谁？哪个所的？”即使有人详叙其貌，详尽其状，他们最后可能还会一面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一面想得起来又想不起来地说：“啊！啊？啊……”

副团长根据这几天对西方人的观察，认为他们不管听到、碰到什么不幸的事，根本别指望他们会像中国人那样，发出种类繁多的，表示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感叹词，更不要说那像歌唱一样的恸哭。他们差不多总是一面缓缓地点着头，一面像是论证什么地说：“这真是非常的不幸。”连脸上的筋都不会动一动。

但是他们全都觉得，他们对司马南江的死，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两天，他们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不大敢眼对眼地坦然相视。

反正你很难说这是否是因为有人丢失了护照的结果。

莫利小姐帮他们填好行李签，又把这些行李签一一拴在箱子上，在清点确无遗漏之后，才和秘书一齐往磅秤上挪动他们的行李。除了司马南江那两个箱子，其他的箱子，全比来时重了许多，满载而归地鼓胀着。莫利小姐瘦得十分干巴，却有男人的力气。箱子在她手里上上下下，毫无拖泥带水之意，一副先锋妇女的派头。

她的脚步有些重，示威似的。鞋底就在机场营业厅的地板上敲得很响。也许应该先打个电话给旅馆，问问他们在清理房间的时候，是不是发现了护照。

当全体与会代表，听到会议执行主席宣布那一噩耗，自动起立致哀一分钟的时候，一种十分荒谬的感觉，把她推向另外的极端，她差点抑制不住地在那肃穆的会议厅里大叫起来。

他又何尝不想找个借口、渠道，转移或发泄一下他心里那股和他们一样的，说不明白的怨气？

刨去官员不算，西方人在表现欢乐的时候，才会像中国人表示哀痛那样淋漓尽致。好像他们在这两方面分了工。

也许她应该亲自到旅馆去一次？还是亲自去旅馆一趟为好。她喜欢竭尽所能，不给自己留下后悔与遗憾。这样决定之后，便又向停车场走去。

这是不是有点像一场闹剧？

莫利小姐很失望。

副团长想念在国内那不说八面威风，至少也是威风凛凛的日子。但在这个团里，他觉得心情很不舒畅。上头有团长压着，后头有司马南江顶着。现在司马南江一死，他不但降了级（不但行政级别，包括接待级别），简直连什么都不算了。

团长便吩咐秘书：“好吧，咱们把这笔运费付了吧。”好在这笔外汇回去之后肯定可以报销。不过他觉得莫利小姐这样悭吝不太像话，不知这是接待单位的意思，还是她自作主张，无论如何，他们还退回一张回程的机票呢。

他们真的可以这样说，这怨得了谁呢？即使用牵强附会的办法，也沾不上任何人，或任何事的边。

“哼！”团长哼出尽在不言中的一哼，便两手叉腰地转过身去。好像他很为找到护照而气愤。

秘书仍旧一副找不到也呆呆，找到也呆呆的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