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時間不夠用，我覺得，我必須以秒為單位來計時，仍舊不夠用。

港大的「龍應台寫作室」在柏立基學院，開門見山，推窗是海。山那邊，有杜鵑啼叫、雨打棕櫚，海那邊，有麻鷹迴旋、松鼠奔竄。這裡正是當年朱光潛散步、張愛玲聽雨、胡適之發現香港夜景璀璨驚人的同一個地點。

但是，當淒涼和孤寂以霧的腳步入侵寫作室的時候，會有朋友把熱飯熱菜，一盒一盒裝好，送到寫作室來。有時候，一張紙條都不留。

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這樣攜手相惜，一起為我們的上一代——在他們一一轉身、默默離去之前，寫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們致敬。我的山洞不黑暗，我的燭光不昏晦，我只感覺到湧動的感恩和無盡的謙卑。

卡夫卡被問到，寫作時他需要什麼。他說，只要一個山洞，一盞蠟燭。柏立基寫作室在二○○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蠟燭。每到黃昏，人聲漸杳，山景憂鬱，維多利亞海港上的天空，逐漸被黑暗籠罩。這時，淒涼、孤寂的感覺，從四面八方，像濕濕的霧一樣，滲入寫作室。

我對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長達幾個小時，但是最後真正寫入書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萬字才能「比較」完整地呈現那個時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寫十五萬字。他們跟我說的每一個字，他們回憶自己人生時的每一個動作和眼神，雖然沒有直接進入書中，卻成為整本書最重要最關鍵的養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座標。

我的山洞，我的燭光

夜半三更，仍在燈下讀卷，手機突然「叮」一聲，哪個多情的朋友傳來簡訊，只有一句話：「該去睡了。」

所有的個人，從身邊的好朋友到台灣中南部鄉下的台籍國軍和台籍日兵，從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到退輔會的公務員，從香港調景嶺出身的耆老、徐蚌會戰浴血作戰的老兵到東北長春的圍城倖存者，還有澳洲、英國、美國的戰俘親身經歷者，都慷慨地坐下來跟我談話，提供自己一輩子珍藏的資料和照片，那種無私的信任，令我驚詫、令我感動。

然而，只要我還陷在那種種情感中，我就無法抽離，我就沒有餘地把情感昇華為文字。

這時，一個香港的朋友來看我；好友專程而來，情深義重，我一下子崩潰，抱頭痛哭。累積了四百天的眼淚量，三分鐘之內暴流。

所有的機構，從香港大學、胡佛研究院、總統府、國防部、空軍、海軍司令部到縣政府和地方文獻會，傾全力給了我支持。

二○○九年八月十七日，台北金華街

為了給我一個安定的寫作環境，同時又給我最大的時間自由，香港大學爭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創造了一個「傑出人文學者」的教授席位，容許我專心一致地閉關寫作一整年。

累積的，不僅只是體力的長期疲累，也不僅只是精神上的無以言說的孤獨，還有這四百天中每天沉浸其中的歷史長河中的哀傷和荒涼。那麼慟的生離死別，那麼重的不公不義，那麼深的傷害，那麼久的遺忘，那麼沉默的痛苦。

所以我得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緒，把空間騰出來，讓文字去醞釀自己的張力。我冷下來，文字才有熱的機會。

我已經長時間「六親不認」，朋友們邀約午餐，得到的標準答覆都是，「閉關中，請原諒，明年出關再聚」。

因為寫作，連定期探看的母親，都被我「擱置」了。但是夜半寫作時，我會突然自己嚇到自己：如果「出關」時，母親都不在了——你這一切又是為了什麼呢？第二天，焦慮地打電話給屏東的兄弟們探問，他們就在電話裡說，「媽媽我們照顧著，你專心寫書就好。」

萬籟俱寂的時刻，孤獨守在「山洞」裡，燭光如豆，往往覺得心慌、害怕，信心動搖，懷疑自己根本不該走進這看不見底的森林裡來。這時電話響起，那頭的聲音，帶著深深的情感和溫暖，說，「今天有吃飯嗎？」

第一稿完成時，每天日理萬機的朋友，丟下了公司，和妻子跑來作書稿校對。十五萬字，一個字一個字檢閱，從早上做到晚上，十二個小時高度聚焦不間斷。離去時，滿眼血絲。

寫作到最後一個禮拜，體力嚴重地透支，幾度接近暈眩，弟弟將我「架」到醫院去做體檢。有一天晚上，在連續工作二十個小時後，下樓梯一腳踏空，摔到地上，扭傷了腳踝。

我身邊的助理，是年輕一輩的人了，距離一九四九，比我更遠，但是他們以巨大的熱情投入。每個人其實手中都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但是在這四百天中，他們把這本書的工作當作一種理想的實踐、社會的奉獻，幾乎以一種「義工」的情操在燃燒。

三分鐘讓眼淚清洗自己的鬱積時，我同時想到「大江大海」的研究和寫作過程裡，我受到多少人的認真呵護。我知道自己並不特別值得他們的愛，他們是在對一個「軟弱者」慷慨地給予「加持」，因為他們看見這個「軟弱者」在做一件超過她能力的事情，而這件事情所承載的歷史重量，在他們心中最柔軟、最脆弱的地方，也有一個不離不棄的位置。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採訪的時候，紀錄片團隊跟拍外景。所有能夠想像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車、汽車、巴士、吉普車、大渡輪、小汽艇、直升機。在上山下海感覺最疲憊、最憔悴的時候，我看見工作夥伴全神貫注，然後用一種篤定的、充滿信任的聲音說，「一定會很好。」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偉。看他謙和而溫暖的待人接物，很難想像他是個家大業大的成功企業家。但是當你坐下來安靜地聆聽他回憶屬於他的一九四九，知道他曾經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熱血奔騰地參加「反饑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曾經在清華大學激動地關心國是，你也就了解了為何六十年後他對香港的社會回饋如此認真。雖然他的故事沒進入書中，但是他的敘述給了我歷史的深度。

佛學裡有「加持」一詞，來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尋常的力量附加在軟弱者的身上，使軟弱者得到勇氣和毅力，扛起重擔、度過難關。

最後的兩個月把所有資料搬到台北，對文字作最後精確的琢磨。朋友們知道我每天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自動形成了一個「補給大隊」：筆記電腦寫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電腦已經送到、裝好。沒法放鬆？第二天，全新的音響設備送到。颱風、淹水？「來，來我的飯店寫。房間已經準備好。」冰箱空了？鮮奶、水果，礦泉水，馬上送過去。

我認識到，過程中每一個和我說過話的，都是我的導師。

有時候，一天埋首案頭十八個小時，不吃飯、不走動、不出門，這時肩膀僵硬、腰痠背痛，坐著小腿浮腫，站起來頭暈眼眩。然後，可能隔天就會收到台灣快遞郵包，打開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維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條上有娟秀的字：「再偉大，也不可犧牲女人的『美貌』！」

我清早上山，進入寫作室。牆上貼滿了地圖，桌上堆滿了書籍，地上攤開各式各樣的真跡筆記、老照片、舊報紙、絕版雜誌。我是歷史的小學生，面對「林深不知處」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紅帽踏進大興安嶺採花，看到每一條幽深小徑，都有衝動一頭栽入，但是到每一個分岔口，都很痛苦：兩條路，我都想走，都想知道：路有沒有盡頭？盡頭有什麼樣的風景？

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