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起 我是為你們而活」——記季羨林先生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前幾年,北大接受了一筆最大的捐贈,就是來自季羨林先生的。這筆捐贈有多大呢?僅僅是古字畫就有數十幅!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儉用的錢,幾乎都用於此。他收藏的最底線是齊白石,這些收藏當中甚至有蘇東坡的《禦書頌》。光這些的市場價格應該怎麼算呢?可是,季先生捐出的不僅是字畫,還有古硯、印章、善本,還有自己畢生積蓄的稿費。總之,季先生把一切都捐贈出來了。而且,季先生還不停地把近年來的稿費捐贈出來。季先生是已經有了曾孫的,他的後代都過著很普通的生活。請問,這是什麼樣的胸懷?那些無聊而狂妄地評論季先生的人,又做何感想呢?

出生於一九一一年的季羨林先生今天已經是九十七歲高齡了,在我考進北京大學的一九八四年,季羨林先生也已經是七十三歲,年過古稀了。撇開季羨林先生崇高的社會和學術成就、名譽、地位不說,就單論年齡,他也已經是燕園一老了。大家稱呼他,更多的是「季老」,而不是像門生弟子那樣稱呼「先生」了。

一天,我陪季先生散步到辦公樓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錫圭教授正低著頭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麼問題。季先生也放慢了腳步,低聲對我說:「你知道嗎?裘先生,古文字專家,專家。」說這些話的時候還翹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動。裘先生不久以前接受了復旦大學的邀請,把講席移回了上海,這實在是上海學術界的幸事,是上海學子的福氣了。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簡樸,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並不很多了。有不少事情是我經手的,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較多一些。季先生往自己的家鄉小學寄錢寄書那是常有的事情。就連在家裡工作過而已經離開了的保姆,倘若喜歡讀書,季先生都會給予支持。我清楚地記得一張匯款單子上季先生的留言:「這些錢助你讀書,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乾淨的。」那件事情是我經手的,所以我的記憶格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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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經是著名歷史學家的浙江大學的盧向前教授,當時還在北大讀研究生,他應該也有一頓難忘的飯。季先生在研究糖史的時候,曾經托盧先生代為查閱一份敦煌卷子,為了表示感謝,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來到雜亂不堪的學生宿舍,邀請盧先生吃飯。這件事情在北大造成了轟動,傳為美談。

再舉一個和上海有關的例子。一天傍晚,我照例去季先生家。季先生從書房裡拿出一封信來,對我說:「你知道上海有一位徐文堪先生嗎?他給我寄了一些有關吐火羅研究的材料,有些我都沒有見過,實在是難得,你回上海,一定替我去拜見一下徐先生。」下面我還會介紹,季先生是中國唯一一位直接研究吐火羅語語言本身的學者,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這方面的藏書恐怕還要超過國內的圖書館。徐先生當時是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的一位編輯,但是,對國內外的學術動態的瞭解,已經是在國內罕見其匹的了,所以能夠提供連季先生都沒有見到過的材料,現在早已經是教授級的編審了。季先生對徐先生是推崇備至,凡是見到上海來的朋友,都要提到徐先生的名字。

我想「季羨林熱」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此,大家都感受到了作為一位長者的季先生的為人風範和人格魅力。要知道這位樸素如老農的長者是留學德國十年的哲學博士,是當時已經為數極少,現在更已是碩果僅存的建國後第一批文科一級教授,是中國第一學府北京大學的文科校長,是全國人大的常委,是一百多個全國性學會的會長、雜誌的主編——按照完全可以理解的世俗心態,這裡難道不是存在著巨大的不和諧或反差嗎?可是,難道不也正是這種所謂的不和諧和反差,反而更增加了對季先生的崇敬之心嗎?

上面講的都是和學術界有關的事情。那麼在學術界之外,季先生又有怎麼樣的長者風範呢?還是舉幾個例子。季先生穿著極其樸素,經常會被人看成是學校裡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會被來報到的新學生叫住,替他們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動地替他們看守行李,有時候會一看兩小時。自然,這些學生兩三天以後就會在北大的迎新會上,看見季羨林校長坐在主席台上。

那麼,對更為年輕的學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遺餘力地獎掖,無論自己多忙,也無論自己手頭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總是樂於為他們的著作寫序,這就是季先生序寫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僅如此,季先生還往往會在為某個人寫的序言裡面列舉上一大串年輕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於替年輕人看稿子,推薦發表,那簡直是家常便飯了。然而,也確實有一些年輕人後來出了這樣那樣的問題,給季先生帶來麻煩,但是,季先生總是以非常寬容的心態來對待他們。也正因為這樣,很多年輕人和季先生年齡、地位都相距遙遠,但都發自內心地熱愛這位長者。

北大有司機班。大家知道,司機可是見多識廣的,而且往往並不那麼好說話。然而,北大的司機都願意為季先生服務。為什麼呢?季先生每次都會為他們準備一些小禮物,比如當時還比較少見的國外帶回來的香煙。可是,這些能夠打動司機嗎?不能!有幾位司機告訴我,他們接送的大人物,幾乎都是不怎麼和他們說話的,到了家也是自顧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車道謝不說,還要站在門口目送車子駛遠。這才是令他們非常感動的地方。

社會上對季先生的崇敬可以從媒體的報導中清晰地顯示出來。季先生在素來洋溢著某種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學子那裡,也得到了一種親切的真誠的熱愛

北大有許多成就卓著的專家學者,在將近二十年前,那是稱為中年學者的,行輩、地位自然還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對他們是發自內心的喜愛、尊重,不遺餘力地揄揚他們。我在這裡講的都不是季先生在公開場合,比如學術會議之類上的舉動,都是私下的言談,不為外界所知的。

這是一位什麼樣的長者呢?對比自己年長的人——當時馮友蘭、王力、陳岱孫等比季老高一輩的人還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根據我的日記,一九九○年的一月三十一日,先生命我隨侍到燕南園向馮友蘭、陳岱孫二老以及朱光潛先生的夫人賀年。路上結著薄冰,天氣是非常寒冷,當時也已經是八十高齡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靜而深情的語調,贊說著三位老先生的治學和為人。先到朱光潛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再到馮友蘭先生的三松堂,只有馮先生的女兒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最後到陳岱孫先生家,陳先生倒是在家的,看到季先生來訪,頗為驚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其時正好兩卷本《陳岱孫文集》出版,陳先生去內室取出書,題簽,起身,半躬著腰,雙手把書送給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著腰,雙手接過,連聲說「謝謝,謝謝」。冬天柔和的陽光,照著兩位先生的白髮……這幾幕場景過了十七年了,卻一直鮮明地印在我的記憶裡。

我在這裡舉兩個例子,是關於季先生請年輕人吃飯的。一次是請我吃飯。有一年假期,我沒有回上海,躲在北大。一天,我拉上窗簾關緊門,點上蠟燭看書,隱隱約約聽到樓道裡有窸窸窣窣的聲音,一會兒有敲門聲。開門一看,原來是季先生不放心我,在助手李錚老師陪同下,特意來叫我去吃飯。這頓飯吃的什麼,今天是一點都想不起來了。但是,開門看見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樓道裡的情形,卻至今猶在目前。那些年,經常在季先生家吃飯,也經常陪同季先生赴宴,但是,這頓飯是很特別的。

實際上,對北大的情況稍微有點瞭解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季先生九十歲以前,他在北大朗潤湖的寓所的大門,幾乎是完全敞開的。張中行先生筆下那幕一位小書店老闆抱著一大摞書上門請季先生簽名的情況,根本就是經常發生的。

還有一次,當時還在四川大學剛獲得博士學位不久的朱慶之先生——後來調入了北大並且擔任學校的教務領導——評職稱,請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蔣紹愚教授寫推薦意見。表格當然先送到季先生處,季先生寫好封好,命我送給蔣先生。蔣先生拆開一看,愕然說道:「季先生怎麼這麼寫?這可叫我怎麼辦?」我當然茫然不解,蔣先生微笑著把表格遞過來:原來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見寫在了專家推薦欄目的底下一格,這樣,蔣先生不就只能將自己的名字簽在季先生上面了嗎?這怎麼會不讓當時才四十多歲的蔣先生為難呢?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輕人為他做過什麼嗎?我相信沒有。很偶爾的,季先生會讓我們為他查找一些資料,這原本是我們應該做的,況且還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可是,就連這樣的舉手之勞,季先生也絕對都要在文章裡、書裡寫上一筆。有不少媒體問過我,季先生工作那麼忙,還發表了那麼多的文章,是否有學生代筆的?這不算是一個太離譜的疑問。但是,我可以負責任地講,我追隨季先生那麼多年,連替他寫個信封的事情都沒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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