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因此当他在民国十三年（1924）除夕抵京，至翌年3月12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1917），或是“安福国会”（1918）？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1925）？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1930）、“国民参政会”（1938）、“人民政协”（1949）、“国民大会”（1947、1948）、“人民大会”（1954）……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

原来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孙公为之狼狈不堪。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段之另一着棋，便是他的“善后会议”。他要网罗全国实力派，如孙文、黎元洪甚至吴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适、王宠惠等百余人，来开个全国性的“善后会议”（颇像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然后通过这个会议，他想或可炮制出一部新的“宪法”或“共同纲领”一类的东西。如此，则他的“临时执政”或可名正言顺地变成“永久执政”或“大总统”了—这显然是段执政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他自1924年11月24日就职，至1926年4月9日逃往东交民巷，一共干了一年多的“临时执政”，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的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最近主张”的。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孙中山的“最近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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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霖当时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华北，压制冯玉祥，最好能不战而屈之。然后招降或中立那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再挥军南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消灭直系的残

在本世纪20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末期，那发源于东北的“奉系”，可说是一枝独秀了。奉系自1924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面以二百万日元的重赂（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买来的”—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页77，韩玉辰文），争取了冯玉祥对“直系”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10月23日），幽禁了曹锟，摧毁了他的“贿选政府”，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以作过渡。

——为纪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作

1924年9月，当“第二次直奉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之下，向孙公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而去。

同时奉军以其重建的“一三联军”的精锐，在少帅张学良的指挥之下，突破了直军防线，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包围了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三万余人。吴大帅仅率残卒数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战争”成为奉系全胜之局。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彩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modern man），和无私忘我的圣徒（saint）。

段祺瑞这时原是个孤家寡人。但是他毕竟做过“北洋军阀”的总首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其剩余价值，足资利用。所以张冯二人公推他作“临时执政”，实各具“挟天子，令诸侯”的私心。而段氏宝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违其间，也颇有趁机再起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论实力，冯则远非张之对手；论历史，他原是冯玉祥这位有名的“倒戈将军”第二次倒戈（民国七年）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张则一直是折节服从，对冯则难免阳奉阴违，虚与委蛇了。

奉张父子之邀请中山北上，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盖雨亭（张作霖字）、中山原为老友。他两人的儿子学良、哲生（孙科别号）也占“民国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恶。雨亭曾以巨款济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时，为他卖过命。真是交非泛泛。

1924年秋第一个电请中山北上的原是冯玉祥。冯在幽禁曹锟之后，无以善其后。眼看他的“首都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张作霖、段祺瑞两大军阀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无枪杆的孙中山。以冯的枪杆捧孙的牌位，岂非天作之合？加以冯那时已与赤俄的“第三国际”早有往还。与一位“以俄为师”的革命领袖相提携，也是最顺理成章之事。

就在这同床异梦的情势下，段祺瑞便于11月24日在北京就职。张作霖亦率奉军千人入京观礼。就职之后，段执政便按他自己一厢情愿的安排，假戏真唱了。第一他要废督裁兵、偃武修文，来解除各省实力派的兵权。“废督裁兵”原是前大总统黎元洪发明的。在中国军阀时代，凡无兵权的当政者都主张废督裁兵；有兵权者，则反对之。可是这一次段显然是得到张作霖之谅解的。张乃自请撤销他原有“镇威将军”的“将军府”并解除“东三省巡阅使”名义（仍“节制东三省军务”），改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

再者，为着他的“善后会议”—善后会议的名单中，怎能没有“孙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主张，联电奉请屈居广州的孙文大元帅北上，为和平统一，共商国是。

自此奉系大举入关。主帅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亦于11月初抵天津，晤冯玉祥商讨善后，并决定公推前“皖系”军阀首领，其时退休在天津闲住的段祺瑞，暂时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后再另作安排。

“北京政变”后，张作霖对时局的腹案，显然就比孙中山的实际多了—张搞的是“枪杆出政权”，用武力统一中国。“武力统一”这四个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国会”（1918）时发明的。继之而来的接班人是吴佩孚；吴之后才是张作霖。其实奉张之后，所搞的还不是“武力统一”？反观我国三千多年来的历史，哪有什么“和平统一”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现象，都是“武力统一”的结果嘛。民国哪能有例外呢？

1924年9月、10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当他们在10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的主意的。

张作霖“武力解决”的腹案

由于张的支持，段也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驻节兰州。冯在曹锟政府内原为“陆军检阅使”，屯重兵于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陆军检阅使”名位，促冯去西北任所就职。段亦以同样方式电其他各省，废督裁兵，虽收效甚微，然其后凡以北京政府名义外放之省区武官，一律称某省“军务善后督办”。虽换汤不换药，然“督办”的名义在“执政”时期，就与“督军”头衔，混杂使用了。

奉系羽翼下的“段执政”

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吴佩孚一人），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