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都是我记事以后，每年帮助母亲在院子里打理那几口皮箱中的旧衣服时，她会免不了信口要讲给我听的。房东太太见了我们在忙碌，有时会对母亲说，你们如今在北京都住定下来了，也该置办置办家当，总是靠这么几口皮箱装东西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母亲听了就笑笑，回答说，会的，会的。

父亲平素是个生性散淡的人，对应酬一道避之唯恐不及，可是那次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上级忽然派父亲去飞机场参加接待一个外国人的邮电代表团，而且在清晨很早的时候就要赶到机关去乘车前往。那时候来中国的外国人本就不多，而且外面风传中国人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穷得三个人穿一条裤子，所以这样的场合自然总要衣着光鲜一些。大约上级也这样关照过了，于是父亲几天以前就慌了手脚，因为他平常上班都是靠一身布制的中山装打发日子，无非冬天里面是棉衣，夏天里面是单衣，四个衣兜缝在外面，鼓囊囊的，不管装的是饭票、钥匙、购货本，从外面都大致可以推断得出来。好在那个时候扒手并不太多，父亲上班也总是喜欢步行，并不坐车，很少听他说起丢过东西。那时的中山装都是服装厂裁剪师傅统一设计的，只有大小肥瘦尺寸的不同，式样都是一律。根据父亲的身材，总是穿“八号乙”的，长年不变，所以到商店去买衣服，他连扔在柜台上的几件样衣也懒得试，因为大家试来试去，脏得油光水滑，恨不得可以照出人影。他张口就叫售货员包起一件，交钱了事。况且这样的时候也并不多，因为买衣服还要收布票，只有过了几年攒够布票，才能换上一件藏蓝色隐隐放光的新上衣。这时候同事发现了，都免不得还要啧啧道贺几声。

每逢一年的春秋两季，如果碰到星期天的天气好，母亲就会把所有的皮箱统统打开，将衣服在箱子里面翻来覆去地倒腾一番，而且要把眼下暂时不穿的换季衣服放到院子当中，在太阳底下晾晒，然后再收起来。母亲大约是原先居无定所的日子过多了，对东西有种过分的爱惜，压在箱子底上多年根本不穿的衣服也都舍不得丢掉。翻检再三，并且斟酌外面的政治风向，把其中式样已经绝对不合时宜的衣服拣出来，改作他用。一般来讲，她的绸缎旗袍会用来作椅垫或者各种灯台小柜的盖布，父亲的西装则会改成我的裤子。其余既舍不得改也舍不得丢的旧衣服，就原封不动地又收到箱子里面去，等到下一年再晾晒。每逢这个时候，对门的房东太太一般也会出来晾晒衣服，抬出来的却是几口做工精细的红木衣箱，正脸儿上的铜锁扣在太阳光下亮锃锃的，发出耀眼的光辉。母亲抬眼望见，便会不无羡慕而且感慨万端地对我说，她小时候家里有许多口樟木箱，比房东太太的红木箱还要讲究，收藏衣服的时候连樟脑丸都不用放，衣箱本身的气味就能够将蛀虫驱走。可是一九三八年张治中将军督湘的时候，听说日本人已经占了武汉，马上就要来攻打长沙，于是一把大火将长沙城烧了个精光，据云还有个颇为壮烈的说法，叫作“焦土抗战”。当时母亲仅有十几岁，只身跑出长沙，随身只带了一个小藤条箱，装了几件换洗的衣裳，还有外婆给她的一个小玉镯子和两块袁大头光洋。靠了这一点点盘缠，她从湘西跑到贵阳，再从贵阳逃进重庆，虽说后来在重庆一待几年，但也是跑空袭、躲轰炸，隔三差五地换地方，从青木关到磁器口，从沙坪坝到杨公桥，都是随身一个衣箱为家。和父亲认识之后，打日本人的抗战也胜利了，可是又开始了中国人自己打自己的内战，于是他们再从重庆而南京，从南京而上海，直至从上海来北京，仍然是皮箱几口，人儿两个，碰到风声不好，拎起来就跑。父母亲这辈人的青年时代一大半都是在兵荒马乱的战火中度过的，生活动荡不定，所以习惯了用旅行的箱子来打点生活的行装。对于他们来讲，箱子就是拎在手中的家。

其实，买衣柜的动议还不完全是因为日子过得稍微松动了一些，另外一个直接原因是前些天发生的一桩小事令父亲着实尴尬了一回。

父亲到北京以后，尽管天气比上海、南京冷了不少，但是从来没有再做过一件呢子大衣，因为实在用不到。头上顶着“猪耳朵”般的一顶蓝布棉帽，嘴上捂个大口罩，脖子上缠条围巾就可以打发整个冬天。

大概一个人年轻时候养成的生活习惯过后不一定好改，所以我们家这时在京城里虽然已经定居了十多年，但是除了父亲的书架随着买来的书籍日渐增多而一年一年地加高之外，置办其他家当的议题总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致。特别是从“大跃进”之后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一切物资都极端匮乏，再加上家里有我这么一个母亲总是挂在嘴边说的“饿牢里面放出来的好吃鬼”，不用提下馆子开荤了，光是六块钱一斤的“高级桃酥”，或者八块钱一斤的“高级奶糖”就是一笔了不得的开销。家中所有的进项填饱肚子都还勉强，置办家当这样不打紧的闲事当然也是能拖就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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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家里第一件像样的家具——那只浅黄色的大衣柜，是我上中学后的第二年才买的，那还是一九六四年的事。精挑细选是我们的追求，只挑选大家喜欢的，我家的家具除了父亲自己买的几个书架之外，几乎全部都是“公家”的财产：饭桌、床铺以及柜橱，还有另外两个书架，上面都钉着单位财产标记的小铜牌，铜牌上有编号，单位的会计手上有本登记的明细账目，根据编号，每个月从工资里要扣除租金费，当然那只是很少的一点点钱，但绝对分毫不会错。家中再有就是七八口大小不一的皮箱，堆放在墙角里，里边装着我们家的全部家当。

那个晚上，母亲花了大气力，总算让大衣勉强看得过去了。母亲叫父亲将大衣穿上在镜子前面照了许久，然后不免叹息：“这还是在南京咱们刚结婚时做的，真是‘人靠衣衫马靠鞍’，十多年了，要不是你穿上这件大衣，我还真以为你如今老得不成样子了呢。今后上班不能穿，至少每个星期天出去逛街还可以穿。”父亲平素穿衣服都是由母亲指定，这次却反驳说，不妥，不妥，要穿也只能是星期天晚上穿，要不然白天出去，被同事们发现了，下次运动又要检查思想根源、阶级根源。记得那天父亲从飞机场回来，赶紧将大衣脱掉，对母亲说：“不舒服，不舒服，还是劳动人民的服装穿着自在。”不过我倒是发现，大约还是母亲说得对，父亲穿上呢子大衣，脚步似乎也轻快了，比平素两只手笼在制服棉袄的袖子里取暖，弯腰驼背的样子要精神了许多。

母亲将父亲多年未穿过的几件呢大衣从箱子里面翻出来，式样都还是当年上海的式样，自己看着都不合时宜。挑来挑去，只有一件黑色呢子大衣勉强可以，在冬日灰暗的阳光下，既看不出来太多的资产阶级味道，也还符合“外事”的要求，于是就选中了这一件。但是它在箱子底下压了有十多年，从来没有动过，上面还有一大股樟脑丸的气味，先要放在过风处吹吹才行。挂了两天以后母亲又发现，由于长久放在箱子里面，已经压成了几道硬褶，很难消除。先送到普蓝德洗染店去，想请人家给整理整理，可人家回复说，至少要一周才能交活，母亲叹了口气，只得自己动手熨烫。

平日里，父亲的衣服洗干净了，随手一抻就上了身。母亲改不了旧日的习惯，总是喜欢将衣服熨平整了再穿，我家从上海带过来一把电熨斗，可是这把电熨斗的电压是一百一十伏的，北京的电压都是二百二十伏，故而不能用电加热。记得原先供电局来查电表的工人同志到院子里来，母亲还问过关于电压的问题，因为家里除了一架收音机之外，另外有好几件从上海带来的电器都还没有用。人家回答说，即便电压对头也不能用，这些大功率的电器太耗电，电线受不了，再说，即便电够使，还要支援工农业生产建设，能凑合就凑合一点儿，最好不用这种奢侈品。母亲一想也对，于是就将电熨斗改成火熨斗来熨衣服。其实熨斗并没有改，只是将后面的电源线扯掉，直接放到炉子上面去烧。不过电熨斗和火熨斗的设计原理到底不同，存热很少，如果只熨一些母亲的单衣还勉强可以，要熨掉父亲呢子大衣上的硬褶，确实十分不易。

这样的行头这次大约总归是不行了。原先父亲也有几件从西装改制的毛料中山装，还是为了应景才请裁缝店的老师傅改做的。那时我家刚刚来到解放不久的北京，还不懂得新社会的规矩和风尚，关照裁缝师傅就按着街上进城干部穿着的式样仿制。依这时候的眼光来看，式样已经显得十分可笑，再说一晃十多年，也都旧了，实在穿不出去。箱子里倒是还有原先在上海买的几段呢料，可是如果拿到王府井的“雷蒙”，或者西四拐角的“造寸”去做，一时也来不及了。后来还是母亲眉头一皱，说是现在的天气还很冷，到飞机场去跟那些洋人无非是打个照面，回到办公室还不是穿着衬衫见客，找件压箱底的大衣套在外面就过得去了。父亲连连说对，就照这样办吧。

日子到了一九六四年，事情总算多少有了些起色，街上的油饼和炸糕也不用粮票就可以买到，于是有一天母亲就和父亲商量，是不是去买个大衣柜，父亲听了也点头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