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文化大革命”，“外部”电影几成绝响，差不多所有的电影都属“内部”，在那十年间，看过的外国电影屈指可数。记得二十个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在云南农场的时候，有幸看了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激动了一晚上，连呼过瘾，认为这绝对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后来还看过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其中有个躲在别人家里还大呼小叫、挑三拣四的革命者，为了这个几乎不近情理的角色，我们大家不知反复辩论了多少回，到底也没有搞清楚导演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帮”一举粉碎了以后，在京城出现过一类不在电影院里卖票放映，而是私人通过各种渠道搞到拷贝和联系场地，只在一定范围内放映的电影，称做“内部电影”，其实只是由于拷贝或者尚未公开，或绝大多数都是几十年来的老电影，而当时政治局面混乱，何者为敌、何者为友也十分含混不清，只好统称“内部”。电影放映时往往持票的观众好几百甚至上千人，有的是同一单位里的“同志”，有的只是毫不相干的乌合之众，所以也就根本谈不到什么“内部”的局限。像我这等做过许多年“知识青年”的人，居然也就鱼目混珠，忝陪末座，看过不少当时的“内部电影”。

记得有几次看电影，对翻译高手的印象不浅，例如当时还是中国科学院外文所的朱虹女士翻译的《随风而去》，娓娓道来，用词十分得当，可算是一种享受。另外有一次，在冶金部的礼堂，看的是歌德的《浮士德》，那位德文翻译据说是当今的歌德权威，口译得也十分流畅，只是《浮士德》本身太过艰涩，观众的思维方式离“文化大革命”也尚不大远，所以看过之后，大家仍旧困惑不解。还有一次，看的是一部讲美国黑手党的打斗片，那个担任翻译的中年男子口译十分了得，而且还能把纽约的黑帮切口顺便翻成地道的北京土话，对话里面男子的粗声大气和小姐太太的尖嗓细语都转换自如。例如说“你他妈小子少来这套浑的！”，“王八蛋才骗你呢！”，或是说“呦——，大清早儿的，这是到哪儿去呀？还是让姐们儿我来疼疼你吧”，等等。听着十分干脆过瘾，但似乎与画面上西服革履的人物不大相称，大家不免怀疑他是否在信口开河、添油加醋。但是观众大多不懂外文，也不敢挑剔。后来我到了美国，看到好莱坞电影里衣冠楚楚的绅士和描眉画眼的淑女果然都是一口脏话当家，这才信服了当年那位翻译传神的口译应该是大致不错的，只是如今再也无法证实了。

电影开始前，一般都要介绍一下翻译者的姓名，或者还有其学术头衔，以提高可信度，可是这天却没有。在黑暗中就听见放映机的马达声沙沙作响，画面上人物的嘴巴也在动，但是却没有声音。于是就有人三三两两地聒噪起来，提醒放映员机器出了毛病。许久没有听见反响，观众席里大呼小叫的人就更多了。这时麦克风里传出来电影组织者的声音说：“各位观众，这部缅甸的电影是无声电影，放映一个段落之后，会有英文字幕，到时我们会给大家翻译的。”

“过犹不及”是一句老话，意思是说，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就跟做得不够一样。以吃饭为例，没有东西吃，不舒服，而吃得太多，也不舒服。看电影同样是这个道理，没有电影看，不舒服，电影看得太多，也不舒服，尤其是从没有电影看突然变成连看多部电影，就更不舒服。

电影还有“内部”，凡是解放后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想来都不会奇怪。那几十年间有太多的“内部”，有所谓“内部图书”、“内部文件”、“内部供应”，等等，不一而足，总归都是仅供特殊人物享用，一般人根本看不到也吃不到的东西。由此推而广之，所谓“内部电影”就是只供个别特殊人物享受的精神生活用品。

不过到我有幸在京城躬逢盛举、经历“内部电影”的热潮时，那个特定时期的所谓“内部电影”一般都是指外国电影了。十年没有开过“洋荤”，正所谓饥不择食，倒也无论哪个国家的出品，也无所谓艺术的水准，从索然无味的广告片到经典名著，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默片到最新声光电化的巨制，只要是能搞到手，观众一视同仁。

当然，翻译的功夫到底也是良莠不齐，如果遇到外语功力有所不逮的翻译时，就不免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例如有一次看美国的西部片，只见两群强盗开枪火并，口中还在念念有词，这些对话与剧情绝对有十分紧要的关系，但是现场的翻译总是捉摸不定、三缄其口，惹得观众抓耳挠腮，直问剧中人在说些什么。后来尸横街头，枪声渐稀，镜头淡入到一个肃穆的出殡仪式，一口棺材抬了出来，这时才听到翻译姗姗来迟的金口玉言：“他死了。”

三是翻译尤其难。那个时代权威都已打倒，外文几成绝响，能够胜任的人物有如凤毛麟角，而且还要冒“宣传封、资、修”的风险，所以往往是万事俱备，而最终无法找到胜任的翻译，功亏一篑。

之所以有这种感慨，是我偶然想起二十多年前在京城看所谓“内部电影”的旧事。

观赏“内部电影”除了上述的三要素之外，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就是观众的身体素质，要耐得住意想不到的恶劣环境。由此让我想起一次至今记忆犹新的“内部电影”，可惜的是如今连电影片名都记不起来了。

中国人习惯先苦后甜，按照这个思路，观众大都认为缅甸的电影总归不如英国的，所以放映员提出的放映顺序是先放缅甸的，然后再放英国的，大家都没有异议，连呼快放便是。

领导到底手段高明，见到有如洪水猛兽般的群众将礼堂围得水泄不通，便略施小计，命令放群众入内，开始轮番放映《红灯记》和《奇袭白虎团》两部样板电影。从中午一直放到傍晚时分。群众渐渐耐不住性子，领导又派人到群众中散布消息，说是根本没有什么“内部电影”。群众到了半夜时分便渐渐散去。待到人去楼空以后，各位领导大员才纷纷落座，开始独享《刘三姐》。我们几个人深知领导的心思，一直坚持到最后，这才得以一睹刘三姐的风采。

促成一部这样的“内部电影”放映，起码有三个要素：一是电影拷贝，二是放映场地，三是翻译。

那是一九七八年夏季的一个酷暑之夜，我从友人处偶然得到一张“内部电影”票，大概是他对我前次送给他“内部电影”票投桃报李还的人情。放映地点是在京西的水电设计院礼堂，那次是连看两部电影，一为缅甸出品，一为英国出品。两者时代、背景、情节毫不相干，只是负责联系拷贝的人一时都借了来，于是就放在一起连映。当年的观众对“内部电影”胃口奇佳，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虽然两部电影的名字我没有记住，但情节尚约略记得，前者讲一个缅甸革命者如何舍弃家庭，参加游击战；后者讲一个“二战”中被纳粹俘虏的英国士兵如何摆脱看守，乘坐货运的闷罐火车逃出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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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年的“内部电影”如今绝对算不上什么稀罕之物。比方说，我在昆明看过一次《刘三姐》，那是一部“文革”前拍摄的电影，如果说这就是所谓的“内部电影”，那么今天的人们一定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有一天，群众风闻领导要以审查为名，私映《刘三姐》。大家想，如今打倒了“四人帮”，群众已成真正的英雄，几个领导看得，我们为何就看不得，于是串联起来将小礼堂团团围住，一定要与领导共同分享《刘三姐》。

听了这话，观众才没有太大的骚动，只是听见有小声的叹息，不知是后悔来得太早，不如等到第二部电影放映时才来，还是感慨居

取得电影拷贝，这完全要靠关系。那个年月正当风潮起落，手中有权的官员有如走马灯般地轮番换将。所以打通关节需要及时。好在某些官员也及时行使权力，免得过期作废，也算颇好讲话。而且那个时候许多干部刚刚“解放”，很久没有亲手批示过文件，不免手痒。我一位朋友的父亲说过他就属这类人物。同一个办公室里坐着七八个老领导，看到秘书拿着各类文件从身边跑进跑出地找人批阅，有人忍不住冲秘书高声大叫：“拿来，叫我也批一份试试看！”

二是场地不易解决。虽说是半开放式的“内部电影”，但到底还是要有所顾忌，为了避人耳目，正规的影院是不能用的。这时，拥有礼堂的单位就可以开出价钱，有好处也要利益均沾。不过当年的人们并没有如今这样胆大包天，所谓的好处无非也就是多给几张电影票而已。

众人皆十分不满，叫道：“废话！这我们还不知道！都出殡了，人还能没死？”不过，平心而论，电影的传译是很不简单的，尤其是在那样一个自我封闭了几十年的时代里，真也是勉为其难。我想，后来京城里许多青年人发愤读外文，其中一部分原因或许就是看“内部电影”而不解其中三昧时受到的刺激。当然，外文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所以直到后来“内部电影”活动偃旗息鼓、销声匿迹，观众也是一直需要借助翻译看译制片，许国璋的四册英文课本和陈琳的广播英语教材都没有能够立见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