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不能去瞭望山庄，至少不能在这个炎热的夏夜去。

“老爹。”老侍者答道。

最初来自美联社的报道称，海明威是在擦枪时走了火而意外身亡的。我一眼就看出这都是胡扯。海明威自从儿时起便自己擦拭步枪和霰弹枪了，从来都没犯过这样的错。但正如不久后新闻报道中所确认的，他把自己的脑袋崩了个稀巴烂。他到底是怎么做的？现场情况如何？我还记得我和海明威在瞭望山庄唯一的一次互殴，或许那就是他自杀时的样子吧——当时，海明威把他那支点二五六口径曼利夏尔步枪的枪托抵在客厅粗糙的地毯上，用枪口对准嘴巴，冲我喊道：“乔，瞄准嘴里，上颌是头骨最脆弱的部分。”说完，他就用大脚趾扣动了扳机。撞针发出一声脆响。他仰起脑袋，微笑着，仿佛在等着我认可他的结论。

1961年7月2日，在爱达荷州的新居里，他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套房子周围风光宜人，上可观群峰幽谷，下可览潺潺河溪，山涧对面更是他诸多亡友的安息之所。然而我料想，即便他还活着，这些也已毫无意义了。

我转回头，准备回到位于狭窄的欧莱丽大街上的酒店。“天哪！”我一面擦去帽带下的汗水，一面低语道。我曾经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天主教国家见识过这种手段。虽然虔诚的基督徒都被逐出教堂，但人们还是需要膜拜对象的。海明威成了哈瓦那城的守护者。我不禁一笑，快步穿过街道，以免被一队由苏联司机驾驶的军用卡车撞倒。

“他是怎么死的？”

我的第一反应是找到那辆我一直使用的汽车——它被我丢在哈瓦那老城外的一条街道旁——驾驶它赶去仅十二英里 外的瞭望山庄 。但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我必须尽快赶到机场，离开这个国家，而不是像个游客一样到处闲逛。更何况，山庄已被革命军政府没收充公，现在正有士兵把守。

“对。”说完这个字，他不住地点着头。

“两天之前。”说完，老头儿深深地叹了口气，一股朗姆酒的味道扑面而来。“在美国。”他补充道，仿佛这足以解释一切。

总之我知道，从今年开始，由孤儿和乞丐们组成的军队一直在瞭望山庄进行封闭训练。从哈瓦那方面传来的命令是，这些由穷人组成的民兵部队不被允许进入山庄建筑内部。所以，士兵们只能在网球场旁边安营扎寨。然而他们的长官却睡在客房之中——他睡的十有八九就是我们在那座房子外面经营“骗子工厂”时，我所睡过的床铺吧。在我手提箱的装饰衬层里藏着一张胶片，上面清晰地显示着，在海明威庄园旁边山巅的斯坦哈茨公馆露台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布置了一处防空阵地。阵地里有十六门苏制一百毫米口径高射炮，用以应付针对哈瓦那的空中袭击。阵地上驻扎着八十七名古巴炮手和六名苏联顾问。

“中枪而死。”老侍者说道，“他头部中枪，是他自己扣动的扳机。”

我沿着主教大街走过十一个街区，来到小佛罗里达酒吧。革命爆发仅仅一年半，大街小巷似乎变得空旷了不少，与我记忆中20世纪40年代初街头的车水马龙大相径庭。从街对面一家酒馆里走出四名苏联军官。他们大声唱着歌，显然已经醉了。主教大街上的古巴人——无论身穿白衬衫的小伙子，还是套着短裙的漂亮姑娘——都把脸扭到一边，仿佛苏联人在当街小便。就连街边的妓女都对他们敬而远之。

当晚，我便乘飞机离开了哈瓦那。与海明威辞世的细节相比，我更关注自己对雷梅迪奥斯以南伪装营区的探访有何意义。但是，在接下来的数周、数月乃至数年里，有关这位隐士之死的细节，却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梦魇。

（本章未完）

“那位作家死了。”老头儿长满青灰色胡茬的瘦削面颊颤抖着。

“La tenía cogida la baja...”我嘟囔着。那句哈瓦那市井俚语怎么说的来着？你要了解这座城市的“弱点”——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伸出右手，掌心向外：“别误会，那句话是海明威自己说的，是他在大革命期间巴蒂斯塔 被推翻时所说的。”

“这真是太他妈的愚蠢了。”我当时说道。

“哪位作家？”我看了看手表。晚上八点我还要赶飞机。

“听说什么？”我有些疑惑。在老头儿眼里，我只是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生意人。如果他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那一定是糟糕透顶的消息。

其实，1961年7月的那一天，海明威原本不必在爱达荷州的家中吞枪的。几天之后，他最后一任妻子关于他意外身亡的报告出炉，事情变得明晰起来。他是用一支霰弹枪自杀的。那是一支双管12号霰弹枪，不过后期一些报告对此存在异议。海明威的弟弟莱彻斯特后来曾写道，他的兄长自尽时用的是一支装着银色枪管的理查森牌12号霰弹枪。而第一位给海明威写传的作者则声称那是一支博斯牌双管12号霰弹枪，是海明威最爱的猎鸽利器。那支枪管银光灿灿的理查森牌霰弹枪很是漂亮，适

是啊，我心想，他当然要自我了断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海明威把他的曼利夏尔步枪撑在那把丑陋的雕花椅子旁边，赤着脚踮起脚尖，掰着手指说：“乔，你说什么？”

我感到疑惑。那里有什么可把守的？他那数千册无法带出古巴的书？他那几十只猫？他的步枪、霰弹枪和狩猎纪念品？还是他的小船？我很想知道“比拉”号到哪里去了。它是依然在柯西玛静静停泊，还是已经被政府强征了？

当然，我并没有进店。我压低帽檐装作望向别处，只有在确认自己的脸被阴影遮蔽时才往店里瞟了一眼。

老侍者点头的动作突然停止，瘦骨嶙峋的脖子支棱着脑袋，仿佛被人抽了一巴掌。他那双温顺谦恭、时常显得不太机灵的眼睛猛然间闪出近乎愤恨的怒火。他把我的行李丢在大厅地板上，腾出双手，似乎要跟我打一架。这时我才意识到，他或许也是海明威的旧相识。

还未及放下戴着手表的胳膊，我便被这噩耗惊呆了。在那一瞬间，我发觉自己已经很难继续注视手表指针。“你是说海明威吗？”我问道。

海明威最爱坐的高脚凳位于左边尽头处，靠墙立着，并没有人坐。这并不令人惊讶。酒吧现在的所有者——古巴政府——已经发布命令，禁止任何人坐到那里。他们把它塑成了一处圣坛。高脚凳上方的墙上，有一尊作家半身像，看上去忧郁、荒谬、不可名状。我听说，那是海明威凭借那则愚蠢的垂钓故事 夺得诺贝尔奖之后，他的朋友们为了讨好他而赠送的礼品。酒吧里的酒保——不是我熟识的康斯坦特·里瓦拉瓜，而是一位年纪稍轻、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正擦拭着海明威座前的吧台，仿佛在等待着作家随时从“对岸”回来。

我是在古巴收到噩耗的。这颇有些讽刺意味——自从与海明威共度过一段时光之后，我已有十九年未曾回古巴。更讽刺的是，1961年7月2日是我四十九岁生日。那一天，我与一个油头粉面的小个子男人混在一起，穿梭于油腻肮脏的小酒馆之间，之后依然跟随那个男人，彻夜驱车奔波。他把车子开到了三百五十公里外的荒郊野外，就连从圣克拉拉驶向雷梅迪奥斯的装甲列车都被我们远远抛到了身后。接下来的一天一夜，直到与那个小个子谈完生意，我一直都待在甘蔗园和棕榈林间。在去往圣克拉拉的佩拉酒店小酌一杯的路上，我始终都没听广播。那家店里的收音机播放着悲戚的、近乎哀乐的旋律，可我却并不以为然，也没跟任何人交谈。直到当天傍晚我返回哈瓦那，从那家邻近原美国使馆(就在几个月前，也就是1961年1月，卡斯特罗驱逐了美国外交官)的酒店退房时，才终于得知了海明威的死讯。

老侍者点点头，但他的眼神里依然透着愤怒。我掏出两比索递给他，然后把所有行李都丢在门口，径直走出了酒店大门。

“这真是太他妈的愚蠢了！”我重复了一遍，“就算你觉得这不蠢，把‘枪管’塞进嘴里这种事儿也只有变态才会去干。”

“Sic transit hijo de puta.”我用西班牙语默默说道。若是翻译得文雅一点，这句话大概可以被理解为“这个狗娘养的”。

“先生，您听说了吗？”七十岁高龄的酒店侍者一面准备帮我把行李搬到路边，一边问道。

是的，我用了“变态”这个词，“男妓”或者“男同性恋”都太“温柔”了。于是，我俩来到屋外的游泳池边，大打出手。文明拳击的规则已被抛到脑后，拳头和牙齿都成了我们的武器。

小佛罗里达酒吧也被收归国有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不过，在这个星期二的傍晚，它却开门营业了。我听说，该店自50年代起便配备了空调设施。不过，不知是我的消息来源有误，还是在革命之后用空调降温的成本太高，今晚所有百叶窗都打开了。酒吧面朝街道，大敞着门，一如当年海明威和我在此推杯换盏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