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我的立场。我这个立场，在中国、日本，乃至那些由于禅语晦涩难解、反而为人所喜爱的英语国家里，都不为［研究佛学的］人所接受。［因为］天下就有专喜欢把谰言、骗语当成宝贝的人啊！［刚按：这里适之先生气得胡子乱飘的情况，是他老人家太“科学”了。研究宗教，他过分侧重了学术上的“事实”，而忘记了那批搞禅宗佛学的人，却很少是研究“思想史”或“训诂”、“校勘”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往往侧重于生命的意义，和情感上的满足。“禅”这个东西，在这些方面是确有其魅力的！］

并不要打倒孔家店

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

一般说来，我对印度思想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佛教”一直是被国人认为是三教之一（另外两教是“儒教”与“道教”）。可是无疑的道教已被今天的一般学术界贬低为一团迷信了。道教中的［一套“三洞、七辅”的］所谓圣书的《道藏》，便是一大套从头到尾、认真作假的伪书。道教中所谓［“三洞”］的“经”——那也是《道藏》中的主要成分，大部都是模仿佛经来故意伪作的。其中充满了惊人的迷信，极少学术价值。

在前数次录音里，我曾略微叙述我怎样替那些一向为文人学士所轻视的白话小说的新版书写序言和导论。我也曾提到我对我自己所说的“价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这一概念］的认识和执行。那也就是把千百年来一向被人轻视的东西，在学术研究上恢复它们应有的正统地位，使传统学术方法和考据原则等也可用之于对小说的研究。

在我看来，孔子和老子都属于这个殷遗民中的教士阶级。孔子就向来没有否认他是殷贵族的子孙。他说他是宋国的统治阶级，而宋人实是殷人之后，所以孔子亦自称“殷人”。在我那篇长逾五万言的《说儒》里，我就指出“儒”是殷遗民的传教士。正因为他们是亡国之民，在困难的政治环境里，痛苦的经验，教育了他们以谦恭、不抵抗、礼让等行为为美德，［由于那种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他们因此被取个诨名叫作“儒”。儒者，柔也。

我在《说儒》

这两方面也是我留学归国以后，整个四十年成熟的生命里［学术研究］的主要兴趣之所在。现在我想就把这两方面，来把我个人的些微成绩，做个概括的总结 。

至于佛教，它至今还是日本、高丽、越南、缅甸、泰国和锡兰的［最主要的］宗教［甚或是国教］。许多人也认为中国虽然不完全是个佛教国，但也可说是部分的佛教国。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可说是破坏性的居多。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事实上我对整个的印度思想——从远古［的《吠陀经》］时代，一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

但是在许多其他的文化公案上，我的立场有时反被认为比我的一些朋友们更为保守。关于老子的时代问题，便是个例子。我对这一问题是站在比较保守的传统立场的。我认为老子是孔子的同时人，但是是孔子的前辈。孔子可能的确向老子“习礼”的，尤其学习丧礼。我也认为《老子》这部书，不是伪书。我当然不否认《道德经》这部小书，其中或有后人的伪增字句。但是大体说来，它的原始性是可靠的。

我不能说我自己在本质上是反儒的。多少年前［1934年］，我写过一篇论文叫《说儒》，讨论“儒”字的含义和历史。“儒”在后来的意思是专指“儒家”或“儒术”；但是在我这篇长逾五万言并且被译成德文的长篇论文里，我便指出在孔子之前，“儒”早已存在。当孔子在《论语》里提到“儒”字之前，它显然已经被使用了好几百年了。孔子告诫他的弟子们说：“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他本视“儒”字为当然；这名词在当时本是个通用的名词，所以孔子才用它来告诫弟子。

在思想方面，我曾提过，我几乎把一部禅宗史从头改写。

就拿神会和尚来说罢。神会自己就是个大骗子和作伪专家。禅宗里的大部经典著作，连那五套《传灯录》——从第一套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沙门道原所撰的［《景德传灯录》］到13世纪相沿不断的续录——都是伪造的故事和毫无历史根据的新发明 。

这些观点，现在都变成“胡适博士极其守旧”的确实证明了，至少也可看出“胡适博士”是不像他自己自吹自擂的那样“前进”了。但是我在考证老子年代问题上也做过一些工作。我认为把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弄晚了几百年的那批人的证据，实在不足深信罢了。我对这件文化公案是持存疑态度的。他们如能举出任何足以说服我的证据，我都会欣然同意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未见到有人提出一件足以说服我的证据。所以我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到今天仍然是相当保守的。

（本章未完）

在三千年前（公元前1120年至1110年之间），殷人为周人所征服。但是这些殷遗民之中的教士，则仍保持着他们固有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殷人的衣冠。他们的职业仍然是治丧、相礼、教学，教导他们自己的人民。这些被征服的“殷人”，可能还是新兴的周王国内人民的绝大多数，亦未可知。在西周，东周统治的六七百年中，他们的礼教已逐渐渗透到统治阶级里去了。

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12世纪“新儒学”（Neo-fuism）（“理学”）的开山宗师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

关于这种不幸，可证明的方式实在太多了，这里我不想深入讨论。我只是坦白地招认，我的任务之一，便是这种“耙粪工作”（muckraking）［把这种中国文化里的垃圾耙出来］罢了。我是有我的破坏的工作好做的。大体上说来，我对我所持的对禅宗佛教严厉批评的态度——甚至有些或多或少的横蛮理论，认为禅宗文献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欺人的伪作——这一点，我是义无反顾的。在很多［公开讨论］的场合里我都迫不得已，非挺身而出，来充当个反面角色，做个破坏的批判家不可！

当然打翻了牛奶，哭也无用！［刚按：这是一句美谚。孩子们打翻了牛奶，总是要哭的］做了就是做了，木已成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Indianization period）。我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也！这也是我研究禅宗佛教的基本立场。我个人虽然对了解禅宗，也曾做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却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我这些话是说得很重了，但是这却是我的老实话。

在这些年里，我个人所从事的批判性的整理国故的工作，至少也有两大目标：一个便是中国文学史；另一个便是中国哲学史。后来，我总欢喜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

老子便是个最标准的［以软弱为美德的］儒派哲学家。《老子》这本小书中所宣扬的观念，可能远早于老子和孔子。本质上是宣扬以谦卑为美德的哲学，也是中国哲学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种自然主义天道观的哲学体系。一个日月运行显然无为的宇宙，可是宇宙之内却没有一项事物是真正地无为的。是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根据这宇宙的自然现象，老子因而把早期的一些什么宽柔忍让、无为不争、以德报怨、犯而不校、不报无道等观念综合起来，连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道家的哲学体系］。不过老子却强调，犯而不校、忍让不争，却是最强的力量。那根本不是弱，相反的那正是强有力的伪装。

我个人对那种自动地把谰言、谎语等荒唐的东西，当成宝贝，就是没有胃口！所以我坚持中国的“印度化”时期，是中国国民生活上一个大大的不幸！

在这篇《说儒》的文章里，我指出“儒”字的原义是柔、弱、懦、软等等的意思。［《说文》解释说：］“儒，柔也。”我认为“儒”是“殷代的遗民”。他们原是殷民族里主持宗教的教士，是一种被［周人］征服的殷民族里面的［上层］阶级的，一群以拜祖先为主的宗教里的教士。

［在现代的中国学术里］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思想革命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我们在学术研究上不再独崇儒术。任何一项有价值的学问，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把汉学研究的范围扩大，本来也是我个人野心的主要目标。

我还要提出另一件公案。

老子比孔子更“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