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叫“维新”吗？新在何处？

等到“大江户无血开城”以后，大久保等人就又动心眼儿，打算奉着天皇迁都江户——江户是两百多年来实际上的日本首都，其繁华程度远非京都、大坂可比，兼之并未遭受太大的战火，城建设施还保留得很完善，若能迁都江户，则既可以顺利镇定旧幕府的中心统治区域，又距离京都更为遥远，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啦，肥前并不仅仅锅岛一家诸侯，但锅岛的封地是最大的，并且享受国主格待遇，因此才能以国名指代。

不过因为“入伙”比较晚，而且此前佐贺藩一直埋头搞生产，很少掺和京都的乱局，所以议定和参与都没能混上。等到战争爆发以后，佐贺藩兵自然成为新政府军的中坚力量，于是佐贺藩臣们亦都水涨船高，得以陆续挤入新政府中枢。前面所说的那两名佐贺重臣，一位是军务官判事（国防部参谋）大木乔任，另一位是东征大总督府监军江藤新平，他们提出“东西两都”的建议，即仍然保留京都的国家首都地位，但同时设置江户为陪都——日本的土地那么狭长，关东地区又长期在德川氏统治之下，短期内很难彻底稳固，在江户设个陪都很有必要啊。

佐贺藩就是“萨长土肥”之肥——肥前藩，按照当时的习惯，也可以依据藩主的苗字称为“锅岛藩”，因为本据为肥前国佐贺郡的佐贺城，所以叫佐贺藩——就好比萨摩藩也可以叫岛津藩、鹿儿岛藩。佐贺藩祖便是战国末期大名鼎鼎的锅岛直茂，受丰臣秀吉赐封肥前三十五万七千石的领地，江户幕府时期的初代藩主，则是直茂之子胜茂。

有奖自然有罚，如前所述，德川宗家由占有幕府天领四百余万石，被降格为骏府七十万石的普通诸侯。此外，仙台从六十二万石减封为二十八万石，米泽从十八万石减封为十四万石，庄内从十七万石减封为十二万石，长冈从七万四千石减封为二万四千石……最惨的是会津松平，被转封偏远贫瘠的陆奥斗南三万石。

所以真正的维新，要等战争结束后才开始。

日本的政治架构仍然是封建分封制，群藩林立，战争结束后，新政府仍然以土地作为奖惩手段。比方说，赏赐岛津久光父子、毛利敬亲父子各“永世禄”十万石，赏赐山内容堂父子“永世禄”四万石、松平庆永父子一万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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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幕府的垮台，并不能使日本一夕之间便即摆脱传统禁锢，迈入近代社会，在仁人志士面前仍然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而在是否要彻底与过去说再见，以及将如何面对未来，选择哪条道路迈向明天的问题上，旧日的同志们又开始了血腥的厮杀。最终，大西乡倒下了，大久保也倒下了，伊藤博文等小字辈们走上了前台，开始决定日本未来的命运。

于是这一年的七月十七日，朝廷正式下诏，改江户为“东京都”（简称东京），并决定明治天皇将于十月十三日“行幸”东京都——你瞧，不算正式迁都，咱们仍然只是去转悠转悠而已，你们就别再反对啦。

《五条誓文》的内容为：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以盛行经纶；三，公武一途，乃及于庶民，使各遂其志，勿使人心倦怠；四，破除旧来的陋习，秉持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如前所述，幕末时代的主流思潮，首先是“开国”和“攘夷”的对抗，但逐渐地，攘夷派的中坚力量认识到不开国便无以攘夷——延续锁国政策固然是自蹈死路，打算先把洋人全都赶出去，咱们再自情自愿而不是被迫地开港通商，那也不现实——同时又认识到在腐朽的江户幕府统治下，日本永远也别想真的迈入近代化社会，得以跟列强平等建交，所以才引发了戊辰战争，彻底推翻幕府的统治。

第一步当然是指新政府的组建，故此一般认为，明治维新开始于戊辰战争之前不久，即以幕府“大政奉还”和朝廷“王政复古”为肇端，经过小御所会议，正式组成以明治天皇为国家领袖、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政府首脑（总裁）的维新政府。接着，经过将近一年半的战争，新政府终于击败了守旧的江户幕府势力，并且重新统一四分五裂的国家。

那么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就该全面进行社会改革，以期修改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把日本推向新的时代啦。而在此之前，战争之初，新政府即请求天皇颁布《五条誓文》，吹响了改革的号角。

然而作为日本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迈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明治维新”，却并不能与戊辰战争画上等号，不是说战事一息，立刻除旧布新，日本社会瞬间来个大飞跃。戊辰战争只是明治维新的第二步而已。

废藩置县和征兵令

戊辰战争开始于庆应四年（公元1868年）一月二日，也即公历的1月26日，当晚，幕府方两艘军舰悍然炮击停泊在兵库冲的萨摩军舰，掀开了大战的序幕，然后如前章所述，翌日午后，“鸟羽·伏见之战”打响。战争一直延续到明治二年（公元1869年）的五月十八日（公历6月27日），土方岁山战死，榎本武扬代表虾夷政府正式向新政府军递交降表，也即“箱馆战争”的终结。前后长达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

誓文只是口号而已，而要达成口号的目的，首先就必须打破封建采邑制，也就是把各藩的土地收归政府所有，使得新政府的执行力可以覆盖至全日本的每个角落。这一举措，主要是通过劝说和赎买来完成的，首先在战争结束前的明治二年（公元1869年）一月，在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桂小五郎）、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等各藩重臣的分别劝说下，萨、长、土、肥四强藩领头向朝廷“奉还版籍”，也就是说，把名下土地的所有权归还给朝廷，自己只保留暂时的管理权。

最初的设计是迁都大坂——大坂距离京都不远，迁都的阻力可能会比较小，而且大坂商业发达，拥有优良港口，也便于新政府冲出列岛，走向海洋。于是他们以对敌作战的需要为借口，首先策划了天皇的“大坂行幸”，然而朝廷中的守旧势力仍很顽强，结果明治天皇跑大坂城待了四十多天以后，仍然被迫返回了京都。

不过在战事终结之前，新政府就开始了一项巨大工程，那就是——迁都。为什么要迁都呢？因为新政府的实权都握在那些参与，也即各强藩重臣，以及下级公卿岩仓具视等人手中，但参与们头上除了个空头的亲王总裁外，还顶着一大堆议定呢。议定中的旧藩主们还则罢了，那些公卿却都蠢蠢欲动，想要把权力重新掌握到朝廷手中。

不过总体而言，奖得不多，罚得也不多，绝大多数诸侯都获得了“所领安堵”的承诺，跟当初“关原合战”后德川家康搞的那一套绝不可同日而语。朝廷本来就没多少土地，这回新政府顺利吃下的也大多为旧幕府天领，就表面形态来看，跟江户幕府换成“京都幕府”没多大区别——换言之，封建体制基本不变。

不是“大政奉还”了吗？不是“王政复古”了吗？新政府不新政府的，只是一个虚名而已，这天下难道不应该复归到幕藩体制之前的形态吗？公卿们纷纷弹冠相庆，觉得终于该到咱们露脸的时候啦。

拉回来说，佐贺藩传至第十代藩主锅岛直正（闲叟）的时候，利用沿海的便利，大肆吸收西洋科技，进行藩政改革，直正以西法炼钢，制造大炮、蒸汽机、玻璃制品，甚至引进电信技术，成为幕末首屈一指的近代化强藩。第一次长州战争后，鉴于全国性的战事已不可避免，直正的继承人锅岛直大又全面改革军事制度，建立起了一支近代化的常备军。正因为有此实力，才能在西南四强藩中稳居一席之地。

东京行幸

然而这时候的日本，仍然还只是个传统的封建国家，政府总裁由亲王担任暂且不论，议定的成员皆为朝臣和藩主，参与的成员亦为公卿与各强藩的藩臣，其间没有任何一位代表新阶级的利益——当然啦，这时候也还没有完整的资产阶级一说，遑论其代表人物了。

在明治维新之前，可以说“日本”在更大范围内只代表了一个地区而非一个完整的国家，幕府对外交往（朝廷都不拥有这一权力）固然打着日本国的旗号，但对于广大武士和百姓来说，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乃德川之臣、乃萨摩之人、乃长州之人等等，而并没有身为日本人的自觉。这种自觉要到戊辰战争的诸藩联合中才逐渐深入人心，有识之士莫不呼吁一

然而大久保利通、桂小五郎他们可不是楠木正成，没想着真把大权都交还给天皇，更不打算让那票腐朽无能而又目光短浅的旧公卿卷土重来。为了削弱旧公卿对天皇的影响力，真正消灭“朝廷”这个封建时期的怪物，建立新时代的国家政府，这些人便提出迁都的建议，目的是离开京都，彻底摆脱守旧势力的掣肘。

真正的改革，可以说即从这并不挂着迁都名义的迁都开始。

当然啦，连大坂守旧派公卿们都不让你去，江户那么远的地方，他们肯干才有鬼呢。好在这时候，佐贺藩两名重臣突然跳将出来，提出“东西两都”建议书，为新政府解决了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