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这代表了你对毛的态度吗？

P：你的电影里面出现了很多次乌兰巴托，这是你青年时期对外界的一个幻想吗？

J：我心目中我父亲就是国学大师，他很厉害，我很崇拜他。他有广泛的阅读，他是语文老师，但不单单局限在这一块，历史跟哲学，他的涉猎也很广。

J：某种程度上代表。

P：你父亲2006年去世了，当你再想起他，他意味着什么？

P：你刚才说的场景我也碰到过，我爸妈说你写的那些稿子，过去要被打成右派，我会告诉他们时代不一样了，他们说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经验。你们之间关于这件事情的对话是什么样子的呢？

J：是的。最主要的是粮食的构成。20世纪80年代之前那些年，基本上没有面粉，我们早晚主要吃窝头和玉米面，特别是窝头，一次吃7个，吃饱了，没有热量，第一堂课一结束，所有的人都饿了。中午高粱面，下午一会儿就饿了。晚上我记得冬天最常吃的就是一锅红薯和土豆一焖，早上起来胃不舒服，那种煎熬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联产到户，土地改革以后，基本上我们就能吃到现在正常的面粉了。

P：你挨过饿吗？

我最惭愧的一次是帮我同学收萝卜，那个萝卜是拿镢头一刨，连根揪起来了，我每一次都是从中间劈开，那个痛苦，那个羞愧。后来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强征农民的橘园，把正在收获期的橘树全给砍了。一个萝卜我都觉得像杀了一个人，那满树金橘就不能等几个月，就非要杀了它？我觉得残忍，因为我自己体会了那种好好一个萝卜一下断了，是体力和心理的极度煎熬。

J：是的。体力活，那真是一种煎熬，我们那么小的孩子，一到麦收，先帮亲戚家收，亲戚家收完了，第二天突然体育老师说你帮我，然后又是一片（田）。

P：你刚才提到过你是一个特别反偶像的人，但你童年那个时代，经历的教育也是偶像教育。

J：我们山西人，小的时候天天听天气预报，寒流是从乌兰巴托过来的，我就觉得乌兰巴托是风起的地方，是寒冷的源头，特别向往那儿，是童年的记忆。还有，山西人很多在蒙古做生意，那时的商路是从山西经蒙古到俄罗斯，从晚清、民国起，家族、亲友、邻居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打拼，那个区域于我有很多想象。

J：不知道。我父亲跟我说一句话，他说这个电影足以把你打成右派，他用他的政治经验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很担心，他是惊弓之鸟，因为我爷爷是地主，家庭一直受到压抑，我父亲也因为成分的问题没有上大学。他非常不赞成我做电影，他年轻的时候是我们那个中学话剧团的导演，包括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文革”里日记被人翻出来了，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P：在一篇文章里你曾写过你的童年，说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站在一片麦浪前，没有任何诗意可言。

P：这个世界观的形成也体现在你的作品里，你的作品对这个社会不是挑衅性的存在。

另一方面，我的家族比较保守，家训里面不允许做类似的工作，厨子戏子吹鼓手，认为这个是不好的工作，电影被我妈妈归纳成类似戏子的工作。我父亲认为什么工作最好，要么是大夫，要么是教师，安身立命，做导演不行。

J：人生智慧。我少年的时候，经常做一些让他不愉快的事情，比较暴力，我父亲跟我说，最强大的是别人不敢欺负你，而不是你去进攻别人，因为你不是一个应该被欺负的人。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很大，包括我自己说《天注定》的过程，我也认定我的电影是不应该被禁止的，不应该被限制的。

J：还好，因为我上学时“文革”已经结束了。我记得我在小学一二年级，我们班表演节目，我还是表演红心献给华主席（做了个手势）。时代很快否定了“文革”，20世纪80年代起就没有太大的偶像崇拜了。

P：你父亲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J：是《站台》的海报，原来毛的头像是倒着的。因为电影里有一幕是他们在排练，结果墙上的马列毛（画像）都被摘下来了，不需要了，正好拍的时候毛的头像是倒过来的。法国的设计就抓住了这一幕，觉得特别能代表毛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国年轻人的故事，那海报还拿了法国最大的电影海报奖。但我这边人流量很大，有很多老同志来，就批评我，说这个不好。

P：《站台》片头，你写着献给父亲，他喜欢这部电影吗？

J：我父亲告诉过我，那样是幼稚的，简单的，没有智慧的。

J：我没有回答，我就沉默，我跟父亲的话比较少，你可能也有这样的经验，儿子跟父亲之间总是有一点对抗。

J：我不知道。我们父子这方面的交流很少，他谨言慎行。

我父亲跟我说，说最强大的是别人不敢欺负你，而不是你去进攻别人，因为你不是一个应该被欺负的人。

P：你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P：你现在对毛泽东怎么看？我看你的工作室还挂着他的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