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陈寅恪为冼玉清回国治病高兴地赋诗相赠前五天，1964年的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开展了“夺权斗争”。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强调这些人是斗争对象和革命对象。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23条》中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23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这之后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十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如此的讲话事实上已经向人们清楚地昭示了一个动乱岁月的行将到来。

可是，生活并不总是一条平缓的河，生命也并非总会有不断延续的快乐。

诗中的凄寒与肃杀之气，固然和旧友的亡故有关，但我们还是要说从陈寅恪的一生来说，这绝对是一首有着重要标志意义的诗作。因为对暮年的陈寅恪来说，这一次身临末日的直觉，非常不幸，一点都没错。

乙巳元夕次东坡韵

七十五岁的老人面对上苍的捉弄，在膑足以后的第二个年头里已经只能作无奈的悲叹了。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一年陈寅恪的生命里依旧不乏动人的快乐穿梭。对于只能躺着的他来说，热天下场雨就是莫大的快乐。那年立秋前几天天热得厉害，把陈寅恪给蒸得晕晕的，所谓“周遭炉火铁山围，病体能支意转迷”，就在他快受不了的时候，老天爷突然地给堕了场阵雨下来，把老人家高兴得不得了（有《立秋前数日有阵雨炎暑稍解喜赋一诗》为证）。好友冼玉清自香港归国就医，此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陈寅恪也替老朋友感到高兴，马上作双绝相赠：“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碧琅玕馆春长好，笑劝麻姑酒一觥”；“年来身世两茫茫，衣狗浮云变白苍。醉饿为乡非上策，我今欲以病为乡”（《病中喜闻玉清教授归国就医口占二绝赠之》）。陈寅恪一边祝福冼玉清回国后经治疗能早日康复，一边劝其该吃吃该喝喝，别委屈了自己的身体，还打趣地说自己都打算在病中安家了，这有什么呀！景显于诗，情隐乎辞，让人感动更让人欣慰。它至少向我们说明当时寅恪的心态还是相当地不错。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陈寅恪显然都是较翦更大个的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虽然此前的种种运动对他的冲击都相当有限，但当新的烽火燃起的时候，陈寅恪还能否延续这种幸运呢？对所有人来说，包括他自己，显然在1964、1965年这还是一个并不明确的问号。

感伤的情绪一直在延续。1964年让人怀念的快乐春季，今年一下子苍老得布满了凄苦。4月初的一天夜里，一场不期而至的夜半风雨打乱了学校里杜鹃花盛开的舞姿，无数的花朵一夜间零落成泥，这让敏感的陈寅恪很觉得惋惜，作诗感叹“绝艳植根千日久，繁枝转眼一时空”“遥夜惊心听急雨，今年真负杜鹃红”（《乙巳春夜忽闻风雨声想园中杜鹃花零落尽矣为赋一首》），到了清明还感物思己的说什么“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德功坡老吾宁及，赢得残花溅泪开”（《疑似清明日作次东坡韵》）；与去年相比，这实在是个变了味的春季，“醉酒只堪成短梦，闻歌浑不似前声”（《乙巳春尽有感》），忧心忡忡，烦恼种种，喝酒也不过是短短地做个梦就醒，听戏都觉得跟以前不是一个声：不能不承认，地还是那片地，但春天已不是曾经的春天。“赏”雨玩诗的夏日也变了他快乐的模样，七夕时“银汉已成清浅水，金闺方斗死生棋”（《乙巳七夕》），中秋里“此生更剩中秋几，今夕还祈照我圆”（《乙巳中秋作》）的句子就是不可辩驳的明证。

月明乌鹊难栖树，潮起鱼龙欲撼船。

情况确实如此，这一天的东南区一号全家都是病号。此情此景，陈寅恪又怎么能心无罣碍地完全高兴起来。七天以后的人日，“强欲排愁送佳节，又传烽火照龙编”（《乙巳人日作七律》）的句子说明春节以来的一周时间内陈寅恪的心情一直都不怎么好。龙编是古地名，汉代时置龙编县，属交趾郡，东汉至南北朝曾为交州及交趾治所。“烽火照龙编”显然说的是越战的事。美国鬼子要灭越共政权，终极方向瞄着中国，这让本来就已经愁气绕身的陈寅恪更添了几分忧思。大约又过了一周，元霄节前两天，又一道不好的讯息传来，曾昭燏死了。两年前的1963年初，时任南京博物院长的曾还探访过病中的陈寅恪，向后者谈到说要购买海外新印的《李秀成供状》什么的，用陈寅恪的话说他们是“论交三世旧通家”。不言而喻，旧友的亡讯更加重了陈寅恪的愁闷心绪，两天以后的元宵佳节，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作：

上述讲话以后一月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紧接着，12月份，烈火又烧向了马列主义理论修养颇为深厚的翦伯赞，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批评前者的历史主义，称其是“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戴上帽子的翦最终没能挨过“文革”，被折磨致死。

就在写下真正的《稿竟说偈》的那个夏天，农历的五月十七日，陈寅恪度过了自己的第七十五个生日。他在诗里说到：“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一局棋秤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尽管时人在梳理所谓南学的时候，骄傲而又自信地把陈寅恪算在里面，但从“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一句来看，当事者自己不见得这样看，更不见得会乐于承认。越鸟就是孔雀，越鸟南枝，就是孔雀南飞，指的是自己1949以后无奈地流寓广州的事实；“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一句的铺叙，更说明十五六年以后了，陈寅恪仍有一种浓烈的流人之感，这种感觉时时地漫过他苍老的心灵，提醒他早先的陈寅恪并不属于这里。“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和“唾壶敲碎独悲歌”共同告诉我们，此时的寅恪虽然自知老朽，但内心深处仍是有着极大的不甘：本来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本来我还可以做得更多……然而以现在的残废之身来看，恐怕是很难了！曹孟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的雄辞而今我也只能独吟作悲歌了！

（本章未完）

直觉此身临末日，已忘今夕是何年。

断续东风冷暖天，花枝憔悴减春妍。

风暴已经在悄悄的酝酿，建国以后运动不断的中华大地上已能听得见焦躁的尘土在起起扬扬。

中秋以后不久，10月4日，又一条噩耗传来：近代南学的重要代表冼玉清先生2日下午不幸逝世。一年前还为冼玉清回国而高兴地口占二绝相赠的老人，这一次早已没有了年前的快意和俏皮，而是以凝练的史笔写下了一首沉沉的悼词：“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廿五春。此后年年思

姮娥不共人间老，碧海青天自纪元。

不过同尚多欢乐的1964年相比，1965年陈寅恪的生命里明显地多出了一些哀婉悲伤的气息和节律。两者的不同在年除夕那天已然隐现。去年春节的时候，唐筼买回几株花，心情不错的陈寅恪推测着甲辰年应该收成不错；今年的春节唐筼又买回两珠，一株水仙，一株腊梅，陈寅恪的心情应该也不错（毕竟是除夕），可是“一不小心”过节的时候碰上了风雨。尽管寅恪说“赖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风雨送黄昏”（《除夕前夕买腊梅水仙各一株除夕忽有风雨口占一绝》），但除夕里“忽有风雨”总不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