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遭遇了李鴻章—一個以喜劇的方式進入世界，卻以悲劇終場的命運的寵兒。說他是命運的寵兒，是因為上天在鑄造李鴻章的時候，充分彰顯了人類的豐富性、複雜性和神秘性。選擇進入李鴻章，是有充足理由的，在合肥生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一直沒有去那個步行街上的李府，甚至連這樣的衝動都沒有，原因是一直對於李鴻章有著天然的隔膜。我在少年時從銀幕上所見的李鴻章，留著山羊鬍子，陰險毒辣，城府極深，讓人心存忌憚。再看看當時書籍的介紹，除了當官、鎮壓、兩面三刀之外，就是接二連三地簽下很多割地賠款的協議，把好端端的一個大中國弄得支離破碎。因此，從少年時代起，我就對他一直沒什麼好感。況且，那個李府也不是李鴻章的原住所，只是他弟弟李鶴章的一處房產，後來出於宣傳和旅遊的需要改建的。這樣的贗品又有什麼意思呢，就更懶得去了。

一直到近來，我意識到，我還必須真正地認識，或者說真正地剖析一個人；通過剖析來達到對於中國文化深層次的瞭解和領悟，並且，通過內心的重演或借鑒，來疊加自己的人生。當然，這個人應該是位居高位，他的內心世界和他的地位，決定了他擁有別人無法企及的視野和內心的寬廣度。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極少數人才擁有這種世俗的高度以及內心的寬廣度。可以這樣說，這樣的人傑天造地設的，它從來就是偶然性的產物。在這個世界上，機緣決定了絕大多數人只能過著平淡的生活，他們只能平庸地度過短暫的歲月，很少有人能登上巔峰看風景。但一個人卻可以用一種間接的方式，活著別人的人生，流淌著別人的思想。對於我來說，認識並且真正地明白這樣的人物，既是與世界的一次深層次的溝通，同時也能給自己的內心拓展，並注入一種強大的力量。與這個世界上所有芸芸眾生一樣，我的人生已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偶然性，要自我完善，就必須借助其他方式去拓展內心的寬廣度。每個人的內心就是一條河，但河流與河流之間，一直是有區別的，我希望自己的內心成為這個世界最寬廣的河流，也希望自己能借助神秘的力量攀登上這個世界最高最神秘的山峰。

搞不懂，或許是因為李鴻章身上所體現的矛盾太多了，也太複雜了。那不僅是他性格上的矛盾，為人處世的矛盾，人格的矛盾；似乎更多的，還有時代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甚至生存哲學和人性陰影上的矛盾。李鴻章可以說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僅僅是舊道德、舊文化、舊功名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是那種五千年封建道德文化的集大成者。與此同時，東方和西方板塊撞擊後也在他身上表現出足夠的「熵」效應。在李鴻章的身上，既承載著舊時代的榮光和底氣，也承載著遭遇變故後的支離破碎、迷茫委頓。世界進展到十八世紀初時，法國大革命已經平息，歐洲在經歷了長時間的紛爭之後，有了短時間的平靜。西歐列強在抓緊完成向工業化過渡的同時，在征服東方上找到了共同點，他們不再相互傾軋，而是攜起手來，開始向東方傾銷工業商品和文明方式。西方文化的侵略性表現出來了，野蠻而囂張，這使得內斂而文雅、注重內部和諧的東方文化感到極不適應；在技術上，瓦特發明蒸汽機後，西方的航海技術突飛猛進。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大大縮短了西方和東方的距離，歐洲列強可以通過海上輕而易舉地進入別人的領地；在國力上，歐洲諸國突飛猛進，而中國自乾隆之後，盛極而衰，民力凋敝，經濟發展接近於停滯不前。長時間閉關鎖國的統治方式慢慢地向活力注入了隱蔽的毒素。人的智力逐漸降低，天才的火花漸次熄滅，甚至連早期的尚武精神也衰弱蛻變。更重要的是，由於西方盛行的理性思維、科學觀念以及基督新教對於資本主義的推動，歐洲的社會運轉，速度和效率明

但近來還是陸續讀了許多有關李鴻章的書。不讀還罷，一讀之下，對於李鴻章瞭解越多，震撼越多，困惑也就越多。李鴻章身上涵蓋的東西似乎太多了，他彷彿就是中國文化的集中體現，謎一樣的思想，謎一樣的人生，煙籠霧鎖在這個人的身上。

然後，我又嘗試著用文字去寫作徽州，嘗試著伸出文字的指尖來觸摸那一邊虛空。在指尖哆嗦的探尋中，分明可以感覺到文化和歷史的觸鬚如小魚一樣舔啜。歷史與文化一直有這樣的特性，它總能在接觸生活時復活，通過當代而變成活生生的歷史。徽州只是我身邊早已存在的一個標本，通過對徽州的解剖，我瞭解到了文化的經脈和穴位，也宣洩了很多關於古代與現實的認識和感悟。我的文字像一束光一樣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同時，也映亮了我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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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就是尋找的過程。尋找，實際上就是生命的真正意義所在。在最初的寫作中，我一直是在寫小說，寫散文，通過敘述和抒情去感悟和領會。後來，我的小說創作擱淺，因為時間的關係，我無法將那些情節炮製得完整。當然，對於小說，我缺乏熱情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絕大多數的當代小說已經進入一個誤區，這些小說太流於技術性，變成了譁眾取寵的噱頭，它們只是笨拙地複述一個又一個惡俗的故事，淺薄，乾澀，既沒有想像力，也缺乏深刻的思想，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能看出作者的人格低下，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作者的狹隘和醜陋來。這樣的方式，就一種藝術形式來說，已經失去了對於美的召喚，失去了對真理的追求。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漸漸遠離了小說，也遠離了世俗的泥濘。而散文呢，在寫作若干年之後，它又很容易讓自己脫光了身子，將自己的生活、情感以及思想完全地暴露。也就是說，散文很容易把人寫空，不僅僅是別人，連自己，也會油生一種厭倦感。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表達和探尋，我不得不嘗試另一條新的道路，去尋找一種更為貼切的方式來表達我對這個世界的一點思考。就我短暫的人生而言，我終究是要表達的，也是要構建的，這一點，在我看來，是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使命之一。寫作一直是一條幽深的路徑，它所連接的，是個人的生命感悟與巨大的生命本來。這樣的路徑彎彎曲曲，充滿艱辛，險象環生，神聖地閃爍著微弱的星光。後來，我找到一種藉以表達的方式，那就是電影。在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裡，似乎沒有一種藝術形式比電影更豐富了，可以說，這種綜合的藝術形式，濃縮了這個世界的思想火花，也濃縮了這個世界的所有藝術形式，甚至，濃縮了語言所無力企及的東西。電影真是時間在這個時代裡饋贈給人類最好的禮物。

當我在某一個早晨或者傍晚，注視那些消失在空濛中的歷史人物時，我就如同在注視著實驗室玻璃房子裡的標本—我感受不了他們真正的氣息，嗅不到散發著旺盛的腥味或者臭味的氣息。這樣的歷史人物，就如早些年鄉間田野裡上映的皮影戲一樣，只是模糊地顯示在白布上，它們很難有清晰的五官、氣味以及聲音；在它們的後面，還有一根根無形的細線在操縱。而我所呈現的羞赧呢，是因為時間對歷史體無完膚的剝奪，以至於我們很難認識一個真實的個體。那些歷史人物所做的一切，在我們的眼中，都是那種可有可無的簡潔版或者省略版。相對於從前的時代而言，我們身處的時代不僅僅是面目全非，而且從精、氣、神上，也漸漸失去一脈相承。我們無法把自己沉浸在如水一樣的歲月中，品嚐著時間的體溫和況味。那些順流而下的時間，一直如一條清澈的河流，在它的上游，是人類的源頭；而我們現在身處的時間呢，感覺已不再是順流而下的河水，而是在整體上呈現出雜亂無章的漩渦—這讓我真正地感覺到，人類和時間的關係，已不僅僅是困惑和迷離了，人們在本質上對於時間已經力不從心，無法解讀了。

文字的留存起源於各種不同的情感，也起源於不同的機緣。人們因欣喜或者感悟而寫文章，或者，怨恨、憤怒、困惑都可以點燃著作的激情。甚至於，獵奇、宣洩，心理上的樂趣也同樣可以造就文字的流傳。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動機不純的出於名氣或者金錢的考慮。而我寫作李鴻章的動機卻是非常明確的，那源於清醒和困惑的交織—一種極端的清醒，也是一種極端的困惑。這種困惑與清醒是相聯繫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僅僅是對李鴻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對中國文化的困惑與清醒，同時也是對於世界以及人類思想和行為的困惑與清醒。

基於此，我嘗試著用文字來解讀電影，通過解讀光怪陸離的人生故事，來探尋人類的生活之路和心靈之路。看電影的過程，我就像一個潛入水底的人一樣，安安靜靜地躺在叢生的水草之中，看各式各樣的人生在我眼前浮游過。電影豐富了我單調而乏味的人生，我沒有想到人們的生活是那樣的多彩，也是那樣的單調；沒有想到人性是那樣的複雜，也是那樣的單純—生活的多彩在於獨特，每一個人生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人性的複雜呢，在於伸張得如此開闊，它們比星空更加廣袤，更加幽深；而單純的意義又在於，所有的命運都是殊途同歸，那些過去的，曾經輝煌和獨特的人物彷彿沒有存在過似的。電影讓我活著無數人的人生，在各種各樣的人生中拓展自己的心靈。這是一種機緣，更是一種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