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太空那么远吗？”

一路上都在下雨，火车到达普罗维登斯时甚至有点要下雪的迹象。在波士顿，我给自己买了一把雨伞，步行走了两三英里。大雨将至，街道阴沉沉的，我走到南城时，几乎没看见什么人：一个醉鬼，一群半大孩子，一个打电话的男人，两三条流浪的野狗。哥伦布广场是一处由十或十二幢房子组成的街区，面朝一个与主干道相分割的鹅卵石安全岛。9号是这一带最破旧的一幢房子——跟旁边其他房子一样，也是四层的楼房，但墙体已经倾斜，门道里用几块木板支撑着，砖砌的外墙也已破烂不堪。然而，这房子还是给人一种庄重、坚实的感觉，墙缝里依然流露着十九世纪的优雅。我想象着里面宽敞的房间和高耸的天花板，还有舒适的凸窗窗台，石膏装饰塑像。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结果是我根本进不了前厅。

可是，我知道这个故事并没有完。我在巴黎最后那一个月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而我也逐渐接受了。接下来的事情的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不可避兔的，与其再否认它、自欺欺人地说我可以摆脱范肖，我试图让自己作好准备，以待任何事情的来临。我相信，正是这种任何事情的力量，使得这个故事难以言述。因为当任何事情可能发生时——恰好也就是语言开始无能为力的时刻。范肖有多么无法规避，就有多么无迹可寻。我学会了接受这一点。我学会了与他共存，就像与我自己的死亡共存。范肖本人并没有死——但他就像是死亡，在我心中扮演着死亡的象征。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巴黎的崩溃，我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点。我没有死在那里，可那已经非常接近了，有那么一瞬间，也许是有那么几个瞬间，我体会到了死亡，我目睹了自己的死亡。这种邂逅是无法祛除的。一旦发生过，就一直会发生；你将它共度余生。

“你怎么会那么肯定呢？”

“是小男孩们的国王。”

“也许你说得没错。你想要一头粉红色的大象还是一头白色的呢？”

我订了4月1日的早班火车。我出发的那个早上，保罗五点钟之前就醒了一会儿，爬上床和我们睡到一起。过了一个小时，我强迫自己醒来，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透过朦胧的光线打量着索菲和孩子——伸展着四肢，安然自适，他们是我的归宿。本在楼上的厨房里，已经穿上衣服，一边吃香蕉一边画画。我给我们两个炒了一些鸡蛋，告诉他我要坐火车去波士顿。他想知道波士顿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可是你不是去太空啊。”

“我想你该骑回家来。你坐在大象上，头上戴着王冠，就像一个国王。”

“别这样。我还是回家的时候给她一个惊喜更好些。”

“我敢说波士顿一定有大象。”

现在，我已经接近结局了。剩下的只有一件事，但这要以后才会发生，尚在三年之后。在这期间，还有许多麻烦，许多戏剧性的变化，但我觉得那都不是我想要说的故事。我回到纽约后，索菲和我分居了将近一年。她已对我心灰意冷，而最终我经历了数月的煎熬总算让她回心转意了。用此时此刻（1984年5月）的观点来看，只有这么一件事情是值得重视的。相比之下，我生活中其他事情只不过是顺便一过。

“怎么啦？”

“如果我找到了月亮石，我会给你带来一块回来的。”

门上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金属铃锤，中间有一个半球状的把手，当我转动那个把手时，它发出了一种听上去像是干呕的声音——一种低沉的、好像裹着什么东西的声音，没传出太远。我等着，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又转了一下那个门铃，还是没人来应门。然后，我试着用手推了一下，原来门没锁——推开了门，我犹豫了一下，进去了。前厅空荡荡的。我右边是楼梯，桃花心木的扶栏和原木阶梯；左边是一道合上的双开门，里面应该是客厅；前面还有一道门，也关着，也许通往厨房。我想了想，决定上楼去，正要上去时，听到双开门后面有些动静——隐隐传来一阵轻叩，跟着是一阵我无法判断的声音。我从楼梯上转过身瞧着那道门，等着声音再度响起。什么也没有。

那封信在1982年的春天早早地来了。这回盖的是波士顿的邮戳，语气比上次更为简明扼要，更带有一种紧迫意味。“不能再拖下去了，”信上说，“必须跟你谈一谈。波士顿，哥伦布广场9号，4月1日。事情都在这里了结，我保证。”

“是的。”

“那就不用了。”

（本章未完）

沉默许久。这时，耳语似的，那个声音再度响起。“在里边。”它说。

“太空里没有大象。”

我拽住门把手，气急败坏地摇晃着门扇。“开门，”我喊道，“把门打开，不然我就把门砸了。”

“我不想要月亮石。保罗会把石头搁进嘴里，那会把他噎住的。”

“因为你是国王。一个国王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让我进去，”我说，“打开门，让我进去。”

“噢，你找得到的，爸爸。别担心。”

“我会坐飞船回来的。他们每星期五有波士顿到月球的航班。我到了那边就去订个座位。”

1981年2月23日，本的弟弟出生了。我们给他取名保罗，为了纪念索菲的祖父。几个月后（7月份）我们搬到了河对岸，租了布鲁克林一幢褐砂石公寓顶上的两个楼层。9月，本上幼儿园了。我们全家去明尼苏达度圣诞节。我们回家时，保罗已经能自己走路了。本，已渐渐地将他纳入了自己的羽翼之下，说弟弟的成长全是他的功劳。

“没问题。这可是最容易找到的。你想让我把它包起来装在盒子里，还是用绳子把它牵回来呢？”

“要灰色的大象。一头大大的胖胖的褶皱很多的大象。”

“不行，”声音说，“这门一直是锁闭的。”直到这时我才能肯定里面

“那我得有一个王后了？”

“如果你直接向上的话，就近多了。”

我朝那门走去，耳朵贴在双开门的中缝上：“是你吗，范肖？”

“那你要什么呢？”

要找个借口去波士顿，我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事实证明这比我想象中要困难得多。虽然我坚持不让索菲知道任何实情（感觉这是我能为她做的最起码的事情），但我也不知怎么的不想再说谎，即使这是必需的。两三天里没有任何进展，最后只能编出一个蹩脚的谎话说是要去哈佛图书馆查阅资料。我甚至都想不出假装要查什么资料。我想，就说自己要写一篇什么文章，就怕其中出什么差错。重要的是索菲没有反对。好吧，她说，尽管去吧，诸如此类。我的直觉是她在怀疑发生了什么事，但也只是一种感觉，没有必要去作什么猜测。就索菲的话而言，我宁可相信她没有藏着什么。

“别用这个名字，”那声音说，这回更清晰了，“我不许你用这个名字。”发出这声音的嘴就在门内，正对着我耳朵的中缝后面。我们只隔着一道门，我们贴得这么近，我感到那些话就像直接灌入我脑袋里了。这像是贴着一个人的胸膛听他的心跳声，像是在摸一个人的脉搏。他不说话了，我能感觉到透过门缝呼出的气息。

“是啊。我们不想让她失望。万一我找不到大象呢。”

“也给他一块。”

“当然，妈咪就是王后。她会喜欢的。也许我们该把她叫醒告诉她。”

“好啊。那你就可以告诉我月球是什么样了。”

“我想你应该到月球上去。火箭飞船比火车更好。”

至于范肖，索菲和我再也不说起他了。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越是不提他，就越表明彼此间的忠诚。我把斯图尔特·格林预付的稿酬退回去了，正式停止了那部传记的写作，那之后我们只提到过他一次。就是我们决定重新生活在一起的那一天，而且是以严谨务实的方式。范肖的小说和剧本仍在给我们带来不菲的收益。索菲说，如果我们还想维系这个婚姻，那我们就不能花这些钱。我同意她的意见。我们去找别的赚钱门路，把那些版税作为信托基金留给本——以及之后的保罗。最后，我们决定雇用一个文学代理人来管理范肖作品的事务：受理剧本演出，涉及作品重印的谈判，处理各种合同事宜，诸如此类。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如果范肖还有力量毁灭我们，那也只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这么做，因为我们希望他毁灭我们。这就是我从来都不告诉索菲真相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而是因为真相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的力量就在我们的沉默中，我无意打破这种沉默。

“我不能开门，”那声音回答，“我们只能这样谈话。”

“离这儿大概两百英里的地方。”我说。

“好主意。她没看到的话是不会相信的。”

“那保罗呢？”

“是什么国王呢？”

“一头大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