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皮卡迪利大街有一名书商，据说受雇于与内阁关系密切的贸易与种植局（局长是霍克斯伯里）的一名职员。他要出版一本标题为《我的一生》的书（但愿他自己的一生和全体阁员的一生都同样美满）。这名书商过去经常和我在同一个印刷所印书。当《人的权利》第一部分出版后，他怒气冲冲地取走了他的书；在印刷商退还我的底稿前一周或十天左右，他又去找到这位印刷商，重新把书交给他印，后者答应了。这就表明他可以自由进入《人的权利》清样当时所在的那个印刷车间，而且由于书商和印刷商交往很随意，他就有机会看到本书的排印过程。然而不论情况如何，如果本书按照与印刷商约定的时间出版，那么皮特先生微不足道的计划就会显得更尴尬。

那位先生或别的先生是否事先看了我的著作或看了其中的一部分，我无权乱说。但是从这部著作被退回的方式，而且是在关键时刻退回，又是在他提出要购买版权遭到拒绝之后，这些都叫人起疑。我知道书商和出版商对这种事是怎么看的，至于我自己的看法，我还是决定不说。在一部著作公开发行前，旁人可以有许多办法把清样拿到手。对此我想补充一点：

托马斯·潘恩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我简直不知所措，因为他正好停在论述政府体制和原则的部分已结束，而论述减税、教育儿童和赡养穷人及老人的计划刚开始的地方；而且在他着手印刷时和看到全部底稿之前，曾提议出一千英镑购买《人的权利》该部分的版权以及第一部分的未来版权。我对那位带信人说，我不想接受也不希望续签合同，理由是尽管我相信这位印刷商是正人君子，但我绝不许任何一个印刷商或出版商因拥有版权而停止发行或篡改我的著作，也不许他把我的著作卖给任何一位大臣或其他人，或者把我原想作为原则来运用的东西仅仅作为一种交易。

由于本书的出版超过了原定计划，考虑到各方面情况，我认为应当把延期出版的原因说明一下。

在议会召开前大约两三星期，英国政府给士兵增发了一小笔薪饷，每年约为十二先令六便士（或者说少扣了他们这么多钱）。有些先生听闻我的书中有一项关于改善士兵受虐待情况的计划，就希望我在书中加一个注释，说明有关这个问题的那一部分手稿在提出加薪之前几星期就已经交到印刷商手里了。我拒绝这样做，免得人家以为我自命不凡，或者以为我试图叫人疑心（这也许毫无根据）政府中的某些先生曾经用各种手段探知本书的内容。若非本书的排印工作突然中断以至于延期出版，本不会有后记里的这些话。

众所周知，那些经常光临茅舍酒店的人都是同宫廷有瓜葛的，他们对这个涉及法国大革命和减税的《演说与宣言》深恶痛绝，以至于酒店老板不得不通知这些先生们“恕不接待”，因为他们8月20日开过会并且准备召开另一次会议。 传费。我相信，目前英国还有更多的人正在按照公正的原则，决心亲自研究政府的性质和各种措施，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盲目地普遍信任政府或议会，或者信任议会中的反对党。如果人们一个世纪前就这样做了，贪污和赋税就不至于严重到现今的地步。">

他买不到我的著作，就拒绝完成印刷任务，我只得去另找一个印刷商，结果就把出版期推迟到议会开幕之后了，否则便会显得皮特先生只是研究了我已经充分阐述过的计划的一部分。

我已经说明了使本书延期出版的从提出收买版权到拒绝付梓的详细情况。如果所有这几位先生都是无辜的，那么对他们来说，很不幸的是这么多可疑的事情竟会自行凑到了一起。

讲完这一部分后，我想再谈一件事来结束本书。

提出免税建议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事；同样稀奇的是，这样一种方案竟然由两个人同时提出；更巧的是（考虑到捐税名目之繁多），这两个人竟然都会看中相同的一些特别税。皮特先生在他的演说中提到了货车税、女仆税、蜡烛税以及免除对七扇窗户以下的房屋征收的三先令税款。

这些特别税的每一项都是本书所列计划的一部分，并且也都建议予以免除。诚然，皮特先生计划的减税额不超出三十二万英镑，而本书建议的减税额则将近六百万英镑。我是根据税收仅为一千六百五十万英镑来计算的，还断定“如果不是一千七百万英镑，也非常接近此数”。皮特先生说的是一千六百六十九万英镑。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并没有夸大。在讲了本书和皮特先生演说的雷同之处后，我想陈述一些可以说明问题的事实。

作为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影响，关于减税的最初暗示见诸1791年8月20日在茅舍酒店集会的先生们所发表的《演说与宣言》。那篇演说中提到许多问题，其中有一段话是向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政府人士提出质问：“他们是因为征收沉重新税的借口和继续征收许多旧税的机会即将失去而感到遗憾吗？”

读者也许会发现，本书中有关减税计划的一些部分同皮特先生在1月31日（星期二）本届议会开幕词中的某些部分非常相似，以至于人们会认为要么作者得到了皮特先生的启示，要么皮特先生得到了作者的启示。我先来指出那些相似的部分，然后说明我所了解的情况，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

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原来是打算在议会开幕前夕出版的，为此我在9月间就把一大部分稿子交到了印刷商手里。其余的稿子，其中包括同皮持先生演说相似的那些部分，则于议会召开前整整六个星期就交给了印刷商，并且把出书的时间也通知了他。印刷商在议会开幕前约两星期就几乎将全部稿子都排好了，还把清样交给了我。按照当时情况来看，完全可以在预定的时间出版，因为另外两张清样已准备付印。我事先曾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时间来不及，我可以把一部分稿子交给另一家印刷所去印，他却希望我不要这样做。这是议会召开前两周的那个星期二的排印情况。然而，在事先毫无通知的情况下（虽然前一天晚上我还和他见过面），他突然派了一名工人把其余的底稿退还给我，表示不愿再排印下去，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

在《演说与宣言》中只作过暗示的赋税和政府原则，在本书中已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但是，由于皮特先生的演说中关于赋税部分有雷同的地方，我现在就把前面提到过的情况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