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长官，是盖伯上校，人在华盛顿。”

分针又动了，它往前跳动，弹回来后又停滞下来。现在是午夜过了三分。电话又响了，这次是祝我新年快乐的人——我办公室外面那位中士。

她说：“新年快乐。”

“什么时候？”

“那你不也可以探头出来吗？”

“从巴拿马把你调到博德堡？为什么？”

“我没见过他。”

我说：“也祝福妳。妳不能起身探头进来就好了吗？”

我说：“当然好。为什么不喝？”

“他们还派你在跨年的时候当值班军官？”

过了一分，还有一分。

我又在桌子后坐下。

她说：“嗯。”但口气里还是不相信我。她接着说：“你觉得他是一块读大学的料？”

“两天前。”

“刚刚我在讲电话。”

我把椅子往后推，在桌后站起身来。电话铃响，我猜是打来祝我新年快乐的。但却不是：是个警察打来的，因为在他辖区里有个军人死在距离部队三十哩外的汽车旅馆里。

“你看过死于心脏病的尸体？”

我说：“没有疑点吗？”

“因为死掉的那家伙是个二星上将。”

我说：“好，打给部队的指挥部。”我把号码给了他，我说：“新年快乐。”

我说：“不需要。”说完就把电话挂掉。

我说：“我们赢了，那不是好事吗？”

“人很多，一大群唱歌跳舞的人。”

我说：“八分钟前。我把这件事转给部队指挥部。”

我问：“怎么死的？”

她不发一语。

致命的心脏病到底给人什么感觉？没有人知道，因为病发的人都死了。医护人员的说法是：细胞坏死、血液凝固、缺氧致死以及堵塞的血管。他们猜想：心脏会迅速跳动，但却没有用，或者连心脏都已经动不了了。他们用的字眼通常是心肌梗塞或心室颤动，但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没有意义。其实他们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反正就是瘫倒然后死掉。”肯恩·克拉玛一定是这样，他刚刚瘫倒死去，许多秘密随他逝去，但是他留下的麻烦几乎把我害死。

他顿了一下说：“刚刚有人打电话告诉你汽车旅馆里有军人死掉？”

我不需要去。像陆军这种庞大的组织，人数比达拉斯小一点，比底特律多一点，说到“公事公办”的精神，则是跟前两者都一样。目前军队总员额是男女加起来总共九十三万人，他们的组成可以说就是美国全体国民的缩影。美国国民每年的死亡率大概是千分之八点六五，而在没有战事爆发的情况之下，军人的死亡率并不高于或低于一般民众。整体而言，他们比一般人口年轻，体能状况也较好，但是他们抽的烟和喝的酒都较多，吃得较差同时压力较大，训练时还必须做各种危险的事，所以他们的寿命跟一般人差不多，死亡率也没多少差别。就目前的兵力，如果用这种死亡率来计算，一年里每天会有二十二个军人死掉，死因包括意外、自杀、心脏病、癌症、中风、肺病以及肝肾衰竭等等，跟底特律或达拉斯的市民没什么两样。所以我不需要去一趟——我是个宪兵，不是个礼仪师。

我等待着。

“指挥部又把这件事转给某人，害我刚刚被人从派对中找出来讲这件事，从头到尾都知道了。”

“那是政府开放的，那半边是个自由的城市，四十五年来我们一直把它保持在这种状态。”

他顿了好一会儿，才说：“我还以为你在巴拿马。”

我顿了一下，把陆军的制式桌历从十二月三十一日翻到一月一日。

那家伙说：“很有可能是心脏病。”

“我们的人？”

他说：“是个军人。”

“哪里？”

“人可能还没散呢。”

“所以呢？”

她说：“真的会快乐吗？”

“如果你是靠美国政府吃饭的人，可不是个好消息。”

我又把电话放下。当时我已经进部队六年多了，陆军的咖啡是让我乐意继续服役的原因之一。无疑的，那是世上最棒的咖啡。陆军的士官们，同样也是最棒的。像这位女中士，她的故乡是北格鲁吉亚州的山区。我才认识她两天，知道她离营时都住在北卡罗莱纳州一处不毛之地的拖车公园里。她有个小男婴，她把他的一切都告诉我，但没提过她有个丈夫。她全身都是骨头与肌腱，身体就像琢木鸟的嘴一样坚硬，但是她喜欢我。我看得出来，因为她帮我倒咖啡，如果有人不喜欢你，是不会帮你倒咖啡的。他们只会在背后捅你一刀。她开了我的门走进来，拿着两个马克杯，我们一人一杯。

我说：“我就是。”

“要喝咖啡吗？”

她说：“没待过沙漠。”

“为什么？”

我自己待在一个借用的办公室里。墙上有钟，只有时针跟分针，没有秒针，是个不会滴答作响的电子钟，它静得就像这房里的死寂一样。我故意看着分针，它并未移动。

〈这就是心脏病发作吗？〉当肯恩·克拉玛停止呼吸、意识陷入一片死寂之际，也许这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在临终前他心头浮现的是一阵恐慌。他玩火玩过头了，不管就哪方面来讲都是这样，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他不该来这是非之地，不该跟这个人在一起，也不该把这原本应该藏好的东西带在身上。但他本来已经确认自己安全无虞，在这游戏里稳操胜券、占尽上风。他脸上可能露出一丝微笑——一直到胸口的重重一击把他打垮。接下来局势完全逆转，原本的胜利变成一场灾难，他没有时间补救任何事情了。

我又说了一次：“新年快乐。” 她把两杯咖啡都摆在我桌上。

我说：“我接到了命令。”

我说：“没什么事，只是有人没办法活到九〇年代。”

“谁打来的？”

“这里死了一个你们的人。”

我说：“还好。”

针动了，它往前跳动六度，这小幅的移动充满了机械的精准度。它弹了一下，稍稍抖动之后又恢复停滞。

（本章未完）

“很多人带了大榔头去。”

“镇上的汽车旅馆。”

我盯着看，时钟停滞的时间似乎好久好久，然后分针又跳动了六度。又过了一分钟，已是午夜时分，一九八九年变成了一九九〇年。

她跟我一样都穿着标准的丛林迷彩战斗服，袖子平整地往上卷。她的宪兵臂章戴得服服帖帖，我想她在内侧用了安全别针固定臂章。靴子也微微发亮。

他说：“我要找宪兵执勤军官。”

“依我的官阶，我只能服从命令。”

我尝一口咖啡，热热的黑咖啡，世间极品。

“如果军方高层要花五年才搞定迷彩装纹路修改的事，那么裁军这件事要花他们多久时间？到时候搞不好妳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妳就别担心了。”

“那是六小时前的事了，因为时差。”

他说：“真讨厌，不是吗？巴拿马可能还比较刺激一点。”

他说：“你不需要来一趟吗？”

她还是不发一语。我的电话又响起，她趋前帮我接电话，听了大概十一秒之后才把话筒交给我。

“刚刚有个中士端了一杯咖啡给我。”

一分钟了。

我问她：“妳有沙漠迷彩装吗？”

“多得是。”

我说：“我没想到要问。”

她把自己的马克杯拿走后就离开房间了。盖伯上校是我最上头的老板，尽管人还不错，但他不太可能在跨年夜的午夜零点八分打电话，只是为了跟我说新年快乐，他不是那种人。有些高官会做这种事，一到假日特别来劲，就像自己是个小男孩似的。但是里昂·盖伯完全没想过尝试这种事，对其他人都不可能，对我就更不用说了。即使他知道我在这里，也不会这么做。

“柏林围墙塌了一半，我在电视转播上看到的，大家疯狂庆祝着。”

我说：“陆军讨厌改变，而且我们永远不缺敌人。”

“上面的纹路被改过了，加了一个个棕色的色块，花了五年时间研究才改的。步兵那些家伙说那叫做巧克力条。那纹路不好，以后一定会改回来的。但是他们又要花五年时间才能想通这一 点。”

“刚刚我没看到这则新闻。”

“很高兴这世界上还有人在某个角落庆祝。”

我说：“我是李奇。”

“很快我们就没有敌人了。”

电话那头沉静了下来。

我说：“好像没什么值得不快乐的理由。”

他说：“这差事可真惨。”

“看不出来。”

我说：“我自愿的，我希望他们喜欢我。”

再六十秒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