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多时候，忌谁不忌谁，跟出身没有多大关系。康熙时期的鳌拜（满八旗），雍正时期的年羹尧（汉八旗），谁是纯汉臣？他们的下场可比岳钟琪惨多了。因为是汉臣，就想着要给对方穿小鞋，那是后人太小看这些清代皇帝了。

咸丰跟他聊天，起初只是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好心情，没指望从这个木讷的小军机身上能得到什么高见。

其实在曾国藩之前，江忠源追根溯源，也是手握兵权的湘军将领，不照样得到咸丰的信任重用，还被授以安徽巡抚？

一席话说得来人羞惭满面，落荒而走。

他曾国藩像岳钟琪一样，毫无疑问是一个忠臣，然而他有什么办法让咸丰知道他是忠臣吗？没有！

在咸丰眼里，曾国藩与江忠源虽都出自于湘军，但两人并不相同。江忠源的定位主要是武将，任务就是打仗，曾国藩却有号令一方的作用，他创建湘军的时候，虽有个湖南帮练大臣的名义，其实是赤手空拳，凭什么能一下子拉起如此大的一个摊子呢？如果让他长期据守湖北，谁又能担保他不会黄袍加身，成为下一个“曾秀全”？要知道，在这种内乱频仍的情况下，要趁机跳出来自己做皇帝的人不计其数，足以让你防不胜防。

就是这么不阴不阳的一句话，让咸丰脸色大变，沉默了很长时间。

彭蕴章的诗文很有名气，一辈子写了很多书，若是一本本码起来，比他人还高哩，不过此人有学问归有学问，却是食古不化，在政务上迂腐得很，是一个“有学无识”的典型。

具有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一次君臣谈话之后。谈话的主角，一个是咸丰，另一个是军机章京彭蕴章。

曾国藩的脸色也变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军事上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可以替皇帝分忧解难的时候，换来的竟是对方的不信任。

应该说，有这个因素，但并不能概括全部。清代用汉臣掌兵权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横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将岳钟琪就是一个典型。当时雍正任用岳钟琪，谣言满天飞，仅雍正自己收到的举报信就满满一筐，说他是岳飞的后代，要替祖先报“宋金之仇”云云，雍正根本就没有予以理睬。

碰到这么不上路的，杨震只好拉下脸来：“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

可话不是这么说的，咸丰的朝令夕改，不可能不引起曾国藩的疑惑，在从其他渠道得知个中内幕后，他的心顿时就沉了下来：原来是皇帝在猜忌我！

送钱者愣了愣，还没回过味来，以为是杨震担心事情暴露会名誉受损，因此赶紧压低声音：“您老别怕，天黑着呢，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的。”

这种时候，最好是朝中有人，能帮着说上两句，偏偏朝中无人，当年的座师穆彰阿即使身为首辅之际，也不为咸丰所喜，何况他早就被咸丰赶回家，闭门思过去了。

很多人将咸丰的防范心理归结于“满汉藩篱”：曾国藩是一个汉臣，一个汉臣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手中又掌握兵权，对满洲皇帝当政的王朝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曾国藩谈到了东汉时的大吏杨震。关于杨震，有一个极有名的桥段，说有个曾被杨震推荐的官员为表示谢意，晚上给他送钱。杨震拒而不受，并且说：“我们是老朋友，可是怎么回事，我这个老朋友了解你，你却不了解你的老朋友，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军机章京不是军机大臣，说穿了只是军机处的文书，专门帮着军机大臣们抄抄写写，比如王鼎案中那个给穆彰阿通风报信的陈孚恩，就是军机章京。由于军机章京实际参与了机要，所以也被称为“小军机”。

人心之复杂难测，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从此咸丰就对曾国藩不太放心，而且这种心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消除。

曾国藩的事应该说是个案，其中彭蕴章的话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抓住了两点，一是咸丰已经被下面的造反造怕了，生怕一不小心再跑出一个什么“秀全”来跟他捣乱，二是咸丰一向非常看重湖北的战略地位，认为它的作用和价值远在广西、湖南、江西诸省之上，潜意识里就不愿将如此重镇轻授予人。

彭蕴章当然也是书生，这话听了足以让他浑身醋味儿乱冒。于是来了一句：“曾国藩不过是前礼部侍郎，一个老百姓罢了。小小老百姓，在乡间竟然能够一呼百应，随者以万人计，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

咸丰说：“你想不到吧，曾国藩这么一个书生，竟能建成奇功。”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咸丰决定收回成命，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专办军务——反正打仗要紧，就是让你当湖北省的一把手，估计你也没那闲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