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記是中國傳統文學體裁。古人的，今人的，我們上學時讀過不少。中國式遊記的「中心思想」是寄意山水，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從一開始，山水在中國人心目中是有道德屬性的。因此，中國的遊記其實是教育篇章，而傳世的遊記名篇，大多作於宦遊文人仕途坎坷之際，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為旅遊而旅遊」的徐霞客是個例外，他可能是中國絕無僅有的職業旅行家。

話是這麼說，具體寫什麼還是需要討論的。丹青老師在各種場合跟人說，是我請他寫這些「遊記」，可是他討厭遊記。（列維—斯特勞斯在他的遊記名著《憂鬱的熱帶》裡也說：「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事實上，我從未想過約他寫「遊記」，地理雜誌也並不以刊登遊記為榮。我們之間的「誤會」一直持續到此刻。不過，重要的是，他畢竟寫出了他從沒想要寫的「遊記」，而我覺得，這幾篇文章發表在地理雜誌上，恰如其分。

在我的視野裡，論文字與見地，陳丹青是二者綜合評分最高的作者。見地有複雜的構成：知識、感性、直覺、閱歷，洞察力，等等。至於寫什麼，真的很重要麼？老實說，即使我不是地理雜誌主編，約陳丹青寫稿仍然會是第一選擇。

啟迪與新知，代表著無限可能，旅行的出發點和目的地也有無限種可能，西方旅行文學的內容，隨之空前豐富，迅速成為重要的文學分支。除了博物學家、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傳教士的眾多旅行記錄，十八九世紀以來，多數歐美作家——從歌德、海涅、狄更斯到毛姆、海明威和本雅明——留下了重要的「遊記」作品。二戰之後，「後工業」的西方又掀起前往東方尋找啟迪的新浪潮、新風氣，印度音樂，香格里拉，背包客，隱士，禪……造就了一群以旅行文學成名的作家，我能想到的名字有：Ｐａｕｌ Ｔｈｅｒｏｕｘ，Ｃｏｌｉｎ Ｔｈｕｂｒｏｎ，Ｂｒｕｃｅ Ｃｈａｔｗｉｎ，Ｂｉｌｌ Ｂｒｙｓｏｎ，Ｐｅｔｅｒ Ｈｅｓｓｌｅｒ。

一百多年來，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記錄了上述西方旅行文學的清晰軌跡。許多重量級旅行文學作家長期為該雜誌撰稿，寫出了自己最初的傳世名篇，成為這份雜誌引以為傲的資本之一。但是，這類文學中沒有中國人的作品。

我期待並試圖促成中國人看世界的旅行文學，但並不是中國人如何印證西方人已經發現的世界，而是寫出中國人自己的眼光。發現，並不僅僅意味著登上最高的山，潛入最深的溝，越過最後一道自然屏障而抵達前人未到之處——如果是這樣的話，西方探險家沒給我們留下太多機會——發現還意味著從熟視之物看出新意，從平凡之事看到美，從混沌中看見秩序，從無情中寫出有情，遊記，是考驗觀察和見地的文體。

陳丹青是那種能予人許多想像空間，不斷製造驚喜的作者，這是我促成此事的初衷。歸國以來，他在美術領域之外的言說和書寫，並不以專業知識見長，卻言之有物，不僅令人有所思，更能引人入勝。這番成就，除了駕馭語言文字的非凡能力以外，自然還要歸於見地。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這本書所收的三部長篇「遊記」，是丹青老師應我所請，在二○○九至二○一一年間為《華夏地理》雜誌寫的特稿。按當時的如意算盤，每年去一個國家，寫一個題目，將來結集成書。然而這些年媒體行業風雲變幻，這個計劃被迫中止了。很遺憾，我們因此錯過了幾乎是注定的更多精彩。

前面說過，陳丹青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作者。我對他說：你想去哪兒、想寫什麼、想怎麼寫，都行，只要有所發現，有話要說。這就是為什麼過去三年，除了親自陪他上路，我沒有給他任何建議，也沒有在三篇遊記中，刪除一個字。

從積極的一面看，這批「遊記」應視為陳丹青寫作的新嘗試，而它們的水準亦足以令我感到自豪，當然，是屬於編輯分內的自豪。

當然，這不是我想要的「遊記」。

西方的「遊記」複雜得多。近代，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帶來交通工具的升級，教育的普及則讓普通人接觸新知，並對世界充滿好奇。旅行，從此和新知與啟迪聯繫在一起，我以為這就是中西「遊記」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