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八月十一日寫在北京

旅程結束了，我仍然不瞭解李斯特。承他熱情引領，我走訪了過於精彩的歐洲十九世紀，那是音樂家——並非全是音樂——的黃金時代。回到北京，試著聆聽新買的李斯特，轟然激昂，真抱歉，我隨即關閉音響。我知道，如我般抱有偏見的聽眾曾在上世紀初長期遺忘李斯特，但巴托克與勳伯格堅持向他的音樂的前瞻性，遙致敬意。我願期待合適的心境好好聆聽他。不過，此刻，我的旅程印記不是李斯特，也不是令人嫉羨的小城，而是那扇行刑室小門……仲夏北京，連日陰霾，我仍在目光的記憶中被歐洲的六月艷陽明晃晃照耀著，像個呆子，眼睜睜眺望一片又一片起伏連綿的沃野，不辨青黃，接連天邊：麥田，麥田，麥田。

李斯特年少成名時，貝多芬舒伯特相繼去世（據說貝多芬曾在演奏會後吻過小李斯特）。法國大革命的遺澤——或曰後患——之一，是推送歐洲進入這樣一個時期：末代王孫與正當勃興的資產階級幡然醒悟，不再虧欠當世的天才。「親王過去有，將來也有，貝多芬只有一個！」這是預先叫出的真理，但直到十九世紀初葉，貝多芬仍活在蒙特威爾第到莫札特時代的尾端：那個時代長達兩三百年，音樂家侍奉教宗與貴族，製作訂件，管理樂事，介於高等食客與僕人之間。皇族迎面而來，歌德趕緊脫帽鞠躬，貝多芬昂臉負手，橫穿而過——到了李斯特、門德爾松和舒曼的時代，藝術家被日益尊敬，以至供奉：雖然仍未與權貴平坐，雖然藝術家與權勢的百般糾葛迄今猶然，但如喬治二世懇求勃拉姆斯餘生定居梅寧根，而瓦格納能使富豪將捐款認作榮幸，在莫札特貝多芬時代，不可想像，更不能如瓦格納那般，專為自己的作品營造劇院……藝術家與贊助人（中國的說法叫做「金主」）的話題，從來高尚而艱澀。今日消費時代的藝術家無所不為，自由透頂，卻仍然私心欽羨十九世紀：那是藝術家被奉若神明的年代。此番由奧匈德三國聯手舉辦的李斯特紀念，以我看，其實是歐洲人集體追念他們永逝的十九世紀。在那個世紀，李斯特，天之驕子，已被視若神仙，他的傳奇生涯伴隨內心掙扎、外界的爭議，但鮮少莫札特舒伯特再三親歷的辛酸。一則現代西諺似乎是對十七世紀至今的時代嬗變做了反方向歸結：白領渴望成為老闆，資本家夢想身為貴族，貴族欽羨藝術家，藝術家呢，以為自己是上帝——李斯特肖像，大抵昂然，那張臉，非僅宣稱藝術至高無上，同時，早已坦然接受時代的仰視。

我無能援引音樂史。若屬意李斯特，自可讀他的傳記。此行我所認知的李斯特，享有時代的風流與幸運：他活在現代交通投入使用的時代，早歲，他和前輩一樣坐馬車遊歷各國——詩意與勞頓恐怕各佔一半——中年，這位天才坐著新發明的火車往返羅馬、魏瑪和布達佩斯。而他的幸運，不止於此：今天，我們不可能仔細端詳莫札特或貝多芬本人的照片，而中年李斯特適逢攝影的發明。影像文化成功放大時代與人物，在無數李斯特照片中，他顯得比前輩更真實，因此更重要，他的遺跡的數量與規模遠大於十八世紀作曲家，似也勝於他的同代人：他終生活得有如教主，暮年成為真的神甫——可惜，李斯特沒等到錄音的發明。他的琴聲究竟如何美妙？在他之後，一代代傑出的音樂家演奏家得以留存唱片磁碟，今年，兩百歲的鋼琴聖人李斯特仍然活在沉默不語的畫像、雕像和照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