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一九六九年,我的生命又遭遇一次大的轉折。在這之前的三年,我的健康幾乎完全康復,腿部經過兩次矯正手術後,行走自如,我開始到大學旁聽,同時修習英文,彷彿有無限榮景在我眼前展開,可是誰也沒有料到,就在我以為病魔早已離我遠去之時,我的病竟然再度復發,而且其勢洶洶。在心理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所受到的衝擊更甚於初病時。

這些勵志短篇隨後結集出版成「生之歌」、「生之頌」兩書。一直到目前為止,雖出版已屆二十年,仍暢銷不輟,其中若干篇章至今仍為台灣、香港、新加坡引用為小學、初中課文及指定讀物。

好在上帝也允許人以他的勤勞彌補不足,我給自己定了一個作息表,每天清晨六點便起來收聽廣播教學節目,參加文藝函授學校,背誦詩詞……當然,閱覽中外名著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書即由這兩書精選而成,也是我習作四十年來,第一本在大陸出版發行的著作。

另一方面,我不能不承認編劇費的優厚也是主要的誘因,至少我可以不必再伸手向父母拿錢,甚至不時為家中添購一些物品,對一個長年臥病在床、身體障礙的人,這不單是自我價值的肯定,也是一種信心與自尊的建立。

根據心理學家的說法,一個人的個性大致塑造於兒童期,感謝父母提供我一個完全無憂無慮的童年,對於日後我必須以一生的精力與病魔對抗這點上,個性的影響力佔了一個重要的因素。

走上寫作一途,也是自然趨勢,以前就經常代表學校參加各種藝文比賽,對語言和文字本身有一份與生俱來的興好與敏銳感。不過,對一個小學勉強畢業、又無社會歷練的孩子來說,寫作一途無寧充滿了坎坷艱辛。

本書得以順利出版,要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特別是邵敏先生,從最初的聯繫、合約簽訂到整本書的編輯作業,多是由他偏勞、費心費力,不能不在這裡說一聲謝謝的。

十二歲之前,雖然歷經戰亂以及初到台灣時整個大環境的經濟不景氣,但因父母的呵護與庇蔭,孩子們很少感受到憂慮不安的氣氛。

我出生於西安市,祖籍陝西省扶風縣杏林鎮。筆名杏林子,一則懷念故鄉,再則為紀念此生與醫生結的不解之緣。

如同溺水之人,雖拚命掙扎,卻不時有股更強大的力量要將我沉溺下去,這兩股力量互相較量拉扯,幸好父母的愛和鼓勵,以及信仰上的幫助,總算沒有滅頂。

早先創作的大多為劇本,這和父親喜歡戲劇有關。從小父親經常帶我們看戲——電影或舞台劇。飯可以不吃,戲不能不看。記憶最深的一次是我生病後。一個上校軍官要養五個孩子,其中四個要上學,一個在生病,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可是父親仍然捨得花半個月的薪水請我和母親去看當年轟動一時的舞台劇「武則天」。

一九九○年十月下旬,我率領台灣殘障聯盟的成員前赴北京參加亞太地區殘疾人會議,會後與母親返回西安扶風杏林老家省親,「少小離家老大回」,心頭千股滋味難以言述。

我從小是個野丫頭,天生具有一呼百諾的本領,家居北投的那幾年,經常帶著同學們四處瘋鬧。北投的山區遼闊,有許多花圃和果園,逃學打架,偷花摘果,幹了不少「偷雞摸狗」的事。

杏林子

我的一生大概可以分幾個部分。

但這並不表示生病後的我立刻就能以樂觀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畢竟對我而言,那是一場漫天匝地的大苦難,單不說身體上受到的折磨,僅就一個從小聰明伶俐,活潑外向,樣樣才藝出眾,備受父母、師長寵愛和肯定,永遠是眾人矚目的風頭人物,突然之間,彷彿從雲端跌落,光環和采聲不再,那種心理上的衝擊恐怕才是更難以承受的。

此次,本書能與大陸讀者見面,同樣亦有「近鄉情怯」、不勝惶恐之感,至於是否能為大家喜愛、接受,則不得而知了。

五六十年代,電視機尚不普遍,孩子們個個都是聽廣播劇長大的,因此,初學寫作就是從最熟悉的廣播劇開始,之後才有電視劇、舞台劇。

於是,和命運展開另一次的拔河,這是一場只准贏不准輸的戰役,我必須一再提醒自己,警告自己,很自然的,腦子裡經常出現一些惕勵自己的感思,逐漸發展成一篇篇勵志小品。

原先創作的目的是為了給自己打氣,結果發表後出乎意料之外的受歡迎,我才霍然發現這世上受苦受難的人還真是不少,許多讀者紛紛寫信跟我分享他們的心情故事。如果說我的文章能帶給讀者鼓舞和啟示,那麼他們的迴響與共鳴同樣給了我安慰和創作的動力,這一種極其奇妙的互動經驗是我在創作劇本時享受不到的,這也是後來我逐漸放棄劇本創作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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