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毫无疑问，父亲对我的影响极其大。因此在《自学小史》里面，所以特有一节叙述父亲，还特有一节叙述我的一位父执彭翼仲先生。父亲给我的影响可分两面：一面是消极的，就是《自学小史》中已拟出题目尚未写的《父亲对我信任而且放任》那一节所准备说的父亲如何给我充分机会让我创造自己 ；另一面积极的，就是从父亲的人格和思想给我一种感召和暗示。

父亲二十七岁中举，并于是年结婚。我母亲亦出于“书香人家”、“仕宦人家”，一样读书能文；所以其后清末维新时，北京初创女学堂，曾出来参与其事，并担任国文教员。母亲带来陪嫁的财物倒很有一点。据父亲自记：“余幼无恒产，而今较之则有屋可住，有茔可葬；此屋与茔多半由夫人春漪奁中物毁变而成。”又我和哥哥的学费有时不足亦求之于母亲的妆奁（两妹均系师范公费毕业不用什么钱，哥哥去日本留学是自费，就用钱多点）。

父亲四十岁入仕，但那个官——内阁中书——是没有俸米俸钱的（好像听说翰林亦如此）。除末后改官民政部其间有一短期有收入外，四十岁之前和后约近二十年都靠笔墨为生。根据父亲自记“八九年间约入三千四百金”一句话，似乎平均每年有三百八十两银，每月有三十两银光景。

第三，有人推想我受的家教必然很严，其实恰巧相反。如《自学小史》所述，父亲给我的教育不外是：（一）讲戏。父亲喜看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二）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些零碎事，教我们练习经理事务，懂得社会人情。（三）关于卫生或其他如何照料自己身体的许多嘱咐，却没有给我讲过书。我在父亲面前（在母亲面前更不必说）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情对儿童或少年人。在我整个记忆中，没有挨过一次打，我们在父母面前几乎不晓得什么礼貌规矩。当十四岁后二十岁前那时候，父子思想见解非常相合，父亲最喜欢听我发议论。二十岁以后思想见解不相合，每天看报必谈时事（大局政治、社会风教），每谈必然争吵。吵得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以上均见《年谱》后我所作《思亲记》）

但一个人自己检讨是不够的，还得要识与不识的朋友们帮助。记得1950年我初到京，便发觉社会风气有些变好——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变好。起初我想这是共产党之功，譬如我的侄女侄子（一党员一团员）在共产党领导下不到两年变得与以前完全两样。他们当初那种大小姐大少爷的气息和行径竟不知何处去了，而都自觉自愿地朴朴实实地站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而辛苦工作着。见到毛主席我提出来说我真感谢共产党；不然的话，我是没有这本领把他们变好的。毛主席音调很重地答我说：“……不是共产党！这是靠了人民。”我听了当他是照例的谦词。隔了一年我才明白他这话是真的。什么事非靠群众不行，共产党亦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成功。我今作检讨，如有疏漏遗忘，或不能深入，甚至错误之处，还请远近朋友们帮忙为幸！

第二，我读那个中学经五年半而毕业；我所受正规教育即此而止，没有再升学。我虽然后来在大学教过书，却先没有在大学读过书，更没有出过洋。为什么不升学呢？就在临毕业那年辛亥革命；革命潮流先已暗中传入学校，出校即作革命活动。接着便同朋友们办报，作新闻记者；接着便转到出世思想。出世思想否定人生，自不想求取世间学问（此时只有二十岁）。所以到今天依然不过一中学生而已。传统旧教育在我固然受的很少，受外来新式学校教育亦有限。

回忆十六七岁时我很喜欢看广智书局出版的三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书牍和三星使（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书牍，圈点皆满。而尤其爱胡公与郭公之为人，正是由于受父亲影响。胡公主要是代表一种侠气热肠人对大局勇于负责的精神，把重担子都揽在自己身上来，有愿力有担当，劳怨不辞。郭公主要是代表独具深心远见的人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与流俗同一见解，虽犯众议而不顾。我父和彭公的行动和言论，几乎无时不明示或暗示这两种精神；我受到启发之后，这两种精神亦就几乎支配了我的一生。并且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我总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是爱国维新运动之一种转变发展，不认为是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爆发；我总认为是先知先觉仁人志士领导中国革命的，不承认是什么阶级领导；所有那些见解亦都源于此。

读者从前一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 文中可以看出：我大不同于那些以超政治自居的学者，而相反地我为了中国问题忙碌一生，从不自认是个学者；我自以为革命，却又实在未能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一起；说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吧，又一直在策划着走向社会主义而反对旧民主。究竟我是什么立场呢？（附注：可以回答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士人的立场。如所谓“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如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所谓“志在温饱”等便是。）现在且从家世出身、生活环境、所受教育以及平生行事来检讨看看。

讲到我所受的教育是有些出人意外的：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和维新，我父亲和我的一位父执彭翼仲先生便是距今六十多年前到四十多年前（约当1890～1910）那段时期热心爱国而勇于维新的人。那时爱国维新不是容易事。他们具有的一种反抗精神至今我留有深刻印象。反抗什么？反抗亲戚故旧一般流俗的窃笑与非议。流俗总是琐琐碎碎只为自己身家作打算而不问他事；流俗总是安于庸暗，循常蹈故，没有一点自己的识见。我父与此完全相反，但又不像彭公那样激昂奋发，爽朗表示出来，在含蓄谦逊之中而义形于色，给人印象更为有力。

我常说：我从无意讲哲学，我是不知不觉走入哲学之中，经人指明而后才恍然“原来这就叫哲学”。其所以无意讲哲学，就为当初把文学哲学那一类东西都认为无用而排斥之故。所谓不知不觉走入其中，即是从最初那种实用主义不知不觉慢慢加以深化，加以组织。

读者从以上说的家世出身和生活来源，对于我家的阶级成分可有些估计捉摸了。

当初不止不要哲学，甚至于根本就把讲学问看轻。——重事功而轻学问。后

第一，我没有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没有在我小时经老师教过，只是到后来自己选择着看过而已。这在与我同样年纪又且同样家世的人所绝无仅有。不读经何以这样早？那自然是出于父亲的主张。如《我的自学小史》所述，我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而入中学，在其间很早读了些a、b、c、d，此外就是各科教科书了。有人误以为我受传统教育很深，其实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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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我的家世出身、生活环境以及所受教育这一切，现有参考资料很不少。例如先父遗书——《桂林梁先生遗书》（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先父《年谱》一卷就叙到我的出生和父母先世。又如1942年我在桂林应《自学》月刊编辑之约所写《我的自学小史》，则十八九岁以前的我完全可见。又如1933年在邹平有《自述》一种，系我口述经同学们笔记而出版的小册，则连后来如何作乡村运动亦讲到了。 资料既多，反而现在不大好写，只能摘取几点与当前作检讨密切相关的说一说（当然不免亦有些是在摘取之外的话）。假如要查考其详，好在有原书在。

我很早（约十四岁）有我的人生思想，极其与西洋功利派思想相近。这亦是受了父亲处处以“务实”为其一贯的主张影响而来。因为几十年一次一次的国难国耻给父亲的刺激，使他体会到西人所长正在务实，而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讲些无用的虚文所误。作事要作有用的事，作人要作有用的人。诗词文章、汉学考据、宋儒的迂腐等等已经把中国人害得太苦，今天再不要那些。他心里简直是深恶痛绝，但态度温雅，从不肯开口伤人。当我一懂得他的意思的时候，我马上很起劲地跟着他走了。

我常说我一生思想约分三期：第一期可说是西洋思想；第二期可说是印度思想；第三期才转回到中国思想。所称第一期即从上面那种观念开端，加以深化，加以组织而成。

我的曾祖是进士，“榜下知县”。在今河北定兴、遵化等处作官。以忤上官意而罢官。罢官后，无钱而有债。债务便落到祖父身上。祖父十八岁中举人，先作京官，因穷而自请改外。——照例外官有钱而京官则穷，通常有“穷京官”一名词。债权人索债，有“好汉子还钱”一句话；祖父便刻“好汉子”一块图章以自励。不料在山西作官只一两年就病故了。病故时不过三十六岁，我父亲那时才八岁。这样回到北京，当然很穷。幸赖我祖母是个读书能文的女子，就自设蒙馆课儿童，收点学费度活。父亲先在一义塾读书求学，到二十岁那年便接着在义塾中教书。此时祖母在家设馆，父亲在外就馆，薄薄地各有束脩收入，据说就是生活最舒展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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