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生活不适合女人。最适合女人的地方在家里……如果一个女人敢于鹤立鸡群，敢于伸出渴望的手去摘取桂冠，敢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灵魂，将自

波兰的理想主义者们购置农田，研究农事，开辟葡萄园，希望建立自己的种植园。经过几个月艰难而又美好的田园生活，牧歌式的乌托邦终因经营不善和内部分歧而夭折。一些人返回波兰，一些人转到另一社区，还有一些人在美国定居。为了渡过经济上的难关，玛琳娜顽强地克服了语言障碍，重返舞台。在从南到北、从城市到乡镇的巡回演出中，玛琳娜风靡美国，成为美国舞台上璀璨夺目的新星。故事在玛琳娜与美国演员布斯对人生和艺术的探讨中结束。

此外，桑塔格、叙述者和玛琳娜都是语言天才：桑塔格能流利地讲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叙述者“了解几门拉丁语系的语言”，还略通日语和波斯尼亚语。而德语则是玛琳娜学习戏剧的语言，她能背诵席勒的诗篇；她的法语“充满活力，语调深沉，声音优美”；此外，她还用英语征服了美国舞台。

再看看桑塔格对博览会上新发明的电话的描写：

《在美国》是继《恩主》（1963）、《死亡匣子》（1967）、《火山情人》（1992）之后桑塔格的又一力作。小说一出版就引起热烈的反响，接连获得全国图书奖和耶路撒冷奖。《在美国》是一部历史传记，主人公的原型是波兰裔著名演员海伦娜·莫杰耶夫斯卡（1840—1909）。莫杰耶夫斯卡一八六八年在华沙崭露头角，一八七七年在旧金山主演《勒库弗勒》英文译剧，“虽英文很差，但仍十分成功”。她偶尔也到伦敦演出。然而，桑塔格的小说《在美国》却不是莫杰耶夫斯卡生活经历的简单重复和记录，而是历史细节、情感刻画和现代意识的有机结合。主人公玛琳娜在波兰舞台上如日中天，被誉为波兰的舞台皇后、民族的希望。但是玛琳娜对自己周围的鲜花和欢呼赞扬已经感到厌倦，人到中年，开始出现生理和心理危机。一八七六年，三十五岁的玛琳娜与丈夫、儿子以及一群崇拜者一道移居美国，栖居在加利福尼亚一隅，希望在傅立叶式简朴的社区生活中完成“自我变革”和“精神复苏”。

用棉花糖制成的教堂，有六米高，教堂周围是用糖果做成的历史人物；一只巧克力花瓶重达一百公斤；这里有乔治·华盛顿墓一半大小的复制品，华盛顿会定期从死亡中站立起来，接受玩具卫兵向他致敬……内壁绘有世界地理实境的空心大圆球：硕大无比、巧夺天工、刻画入微的巴黎和耶路撒冷的透视画，还有日本的房屋，遗憾的是里面没有家具。

《在美国》是历史真实与社会批评的有机结合。首先，桑塔格为我们展现了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逼真地描绘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人物事件、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有评论家高度称赞该小说充满了“眼花缭乱的细节和历史知识”。

苏珊·桑塔格（1933—2004）是当代美国文坛上“最令人瞩目”的女作家。由于她在社会文化界的深远影响，读者往往会忽略她在小说创作上的卓越成就。所以，对苏珊·桑塔格稍作介绍似乎对中国读者有所裨益。

桑塔格的描写不仅与电话发明的基本事实吻合，而且与当时电话的性能完全一致：一八七六年前后贝尔等人正孜孜不倦地为改进电话传输效果和音质埋头研究。

在回忆童年生活的时候，玛琳娜始终对自己的智力和天赋不太满意，她多次强调意志力对成功的影响。她说，我的天资并不“聪颖”，“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有些迟钝”。我“并不聪慧”，“但我明白，只要锲而不舍，只要比别人付出得更多，我总会成功”。一九九二年桑塔格在接受作家莱斯利·加里斯采访时曾坦言：“我并不认为自己很聪明。我想只是比其他人更加执著。我不认为自己是天才。”

小说的主人公以波兰裔女演员海伦娜·莫杰耶夫斯卡为原型，许多细节都取自史实：为了迎合美国社会崇尚异国情调的需求，符合美国人的发音习惯，莫杰耶夫斯卡将自己姓名的拼写从Modrzejewska（莫杰耶夫斯卡）改为Modjeska（莫杰斯卡）；玛琳娜则将姓从Zalenzowska（扎温佐夫斯卡）改为Zalenska（扎温斯卡）。此外，波兰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在小说中得到准确的再现：波兰一八三○年和一八六三年反对俄国统治的起义、反对奥地利统治而掀起的自由民主革命、梅特涅对起义的残酷镇压、波兰三次被列强瓜分及波兰最后一位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在位时的政治状况。同时，小说还描写并涉及到数十位历史人物，美国总统林肯，著名演员埃德温·布斯，他的弟弟、刺杀林肯总统的演员约翰·布斯，政治家英格索尔，诗人朗费罗和惠特曼，作家詹姆斯，演员库什曼，巴里莫尔；英国首相迪斯累里，演员西登斯夫人，泰利，基恩，加里克；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剧作家萨尔都，女演员伯恩哈特；波兰诗人、革命家密茨凯维奇，爱国者普瓦斯基，作曲家库尔平斯基和奥金斯基等。桑塔格对费城百年庆典博览会的描述更是细致入微：

不少评论家都指出，小说是作家批评意识的载体，《在美国》描写的社会文化与当今美国社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妇女争取解放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妇女的地位虽有明显的提高，但妇女的内心感受和生存状况似乎仍与一百多年前相去不远，社会对妇女的偏见和歧视依然如故。小说的主人公和作家本人都体验过做女人的艰难：

桑塔格于一九八七年担任国际作家、翻译家和编辑笔会美国分会主席；她的作品曾荣获美国艺术院英格拉姆·梅里尔基金奖（1976）、全国批评家协会奖（1977）、科学和文学院奖（德国，1979）和全国图书奖（2000）。二○○一年四月，桑塔格又获得耶路撒冷奖的桂冠，是继西蒙娜·德·波伏瓦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

史学家S．伍德还敏锐地发现，《在美国》令人称奇地带有自白性，也就是说，小说的叙述者与桑塔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故事一开始就这样描写叙述者的婚姻：“我有些冲动（我认识卡索邦才十天就和他结婚），喜欢冒险；但是我也……老是顾及责任和义务……（过了九年我才决定我有权，在道义上有权跟卡索邦离婚）。”这一细节正是桑塔格本人婚姻的写照：她十七岁（一九五○年）认识芝加哥大学教师菲利普·里夫，不到十天后就与他结婚；九年后，即一九五九年与里夫离婚。

然而，事实不等于真实，真实是“事实与某个观念构造的结合”。传记既然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那它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和历史细节自然已不再是未加工的原始形式，必然带有艺术家的艺术理念，作家的“声音”不时会以叙述者的口吻流露出来。“作家的人格会出现在作品中，其本身会变成一种力量。”《在美国》的许多细节虽取自史实，但难免有杜撰，有想像，有作家对美国社会所持观点的“肆意抒发”，因为作品是作家意识和非意识的有机结合。书中人物作家里夏德在小说创作中就坚持认为：如果作家完全按事实描述，“不能做一些改动，那么把真实的事件改编成故事又有什么意义呢？”桑塔格对玛琳娜在美国舞台上大获成功的描写，就有类似“德莱塞式的杰出叙述”，充满“丰富的想像”。

……还有一个小匣子，能够通过电线传输人的声音，即所谓的电话。我们听说，电话能听见远方的人的声音，这种机器的发明者希望提高声音传输的清晰度：虽然传输的个别句子非常清晰，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元音复制得比较清楚，辅音几乎无法分辨。

苏珊·桑塔格生于纽约。父母是犹太人，长期在中国天津经营毛皮生意，桑塔格六岁时父亲因肺结核死于中国。她曾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圣安学院和巴黎大学，并获得哈佛大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两个硕士学位。后常常在《党派评论》、《大西洋月刊》、《纽约书评》、《哈泼斯》、《时代周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提出尖锐批评，是美国社会“另一面”的代言人。她能“在混沌中看到秩序，在无意义中发现意义”，被誉为“美国文坛的黑女士”、美国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美国的默多克 、年轻的麦卡锡 ，以及年轻的苏珊·朗格 。桑塔格集文学评论家、小说家、专栏作家、电影脚本创作人、导演、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学术兴趣涉及文学、哲学、文化、政治、艺术、戏剧、摄影、电影，并对大众文化充满热情。她自称为“思想和艺术领域的漫游者”。有人把桑塔格比做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伊拉斯谟 ，认为她是“分崩离析、支离破碎世界的交流者”。她“头脑清晰、纵横捭阖、触类旁通”，文章充满机警和火药味，哲学观念十分前卫。在生活上她清贫随意，家里甚至没有电视。她生性开朗豁达，虽两次患上癌症，但都从病魔手中挣脱出来。她说：“我热爱生命，要为生命而抗争。”

一、历史的真实与社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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