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读者，一定对这八篇言简意赅的演讲印象深刻。每篇短短万余言，论及通史和文化史这样的总题，也有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这样的分题，基本囊括了钱穆先生的治史思路和研究范围。

钱穆先生在《如何研究经济史》一文中的一句话大体可以表现出本书的特色：“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是以，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钱穆先生如何从浩瀚的文史典籍中钩沉若隐若现的中国经济史脉，如何旁征博引释疑众议纷纭的史料，如何有理有据地从经济活动出发评议政治得失，甚至还有令人莞尔的传奇故事的自如引用。这一切印证了文中的另一句话：“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而“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先生依此原则对大汉和盛唐做出的精彩比较。

我们在此要感谢叶龙先生的用心，作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被委派的记录者，他主动详细记录了钱穆先生这两门课程的笔记，为我们献上了这本精彩的经济史著作，让我们再次受到钱穆先生渊博学识的惠泽，也希望叶龙先生继续整理的书稿能够顺利出版，早日与读者见面；同时也要感谢林毅夫先生于百忙之中赐序一篇，其中的拳拳深意令人动容。

2013年11月

在由台湾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中，我们基本可以读到钱穆先生对上述主题的系统阐发，只有经济史付诸阙如，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但其实，钱穆先生于1954年及1955年曾在香港新亚书院先后开授“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所幸的是，当时听课的叶龙先生详细记录了课堂笔记，后经整理先于香港《信报》经评版刊出，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结集出版，即为大家眼前这本《中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