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这是一本碎片之书，一本悲伤和记不太清的梦的汇编，为了讲述这个故事，我必须将自己限定在这个故事的事件本身。我只能说我现在住在一个大城市，在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之间的某个地方。这是我自从《海克特·曼的默片世界》以来写过的第一本东西。我又教了一阵子书，然后找到了另一份更满意的工作，便永远离开了讲台。我还要说（为了那些关心这类事情的人），我不再是一个人生活。

我不能确定，是我在自欺欺人地相信我坚强得足以继续工作呢——还是仅仅因为我变麻木了。那个夏天剩下的时间我感觉自己就像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空里，能清醒地感受到周围的事物，但同时又游离于它们之外，仿佛我的身体被裹在一层透明纱布里。我长时间地扑在夏多布里昂上，早起晚睡，随着一礼拜一礼拜地过去，我在稳步前进，并逐渐把自己每天的翻译定额从三页提高到了四页。这看上去像是进步，感觉上像是进步，但也正是那一阶段，我的注意力莫名其妙地变得越来越分散，只要一离开书桌，便会有一阵恍惚感袭来。我连续三个月忘了缴电话费，对信箱里的一份份催缴通知视而不见，直到有一天一个男人出现在我的院子里要切断电话线，我才把欠费付清。两周后，在一次去布莱特尔博罗的购物之旅中（我也去了邮局和银行），我把钱包扔进了邮箱，以为那是一沓信。这些事件让我很难堪，但我一次也没想到过要停下来想想它们为什么会发生。问那个问题就意味着要跪下来打开地毯下的活动门，而我无法面对那个地方的黑暗。很多个晚上，在结束工作吃完晚饭之后，我都会在厨房里待到很晚，整理我在看《马丁·弗罗斯特的内心生活》时所做的笔记。

阿尔玛自杀的那天晚上，我从佛蒙特的家里给警长办公室打了电话。一个名叫维克托·古茨曼的副警长被派去农场调查，虽然他早上六点不到就到了农场，但胡安和肯奇塔已经不见了。阿尔玛和芙芮达都死了，发给我的那封信还在传真机里，但两个小人不知去向。五天后我离开新墨西哥的时候，古茨曼和其他警察还在找他们。

根据芙芮达的遗嘱指示，她的遗体由她的律师处理。仪式在蓝石农场的一块树荫下举行——就在主屋的后面，在海克特那些柳树和白杨的小森林里——但我特意没有参加。我现在对芙芮达恨之入骨，想到要去参加她的葬礼都觉得反胃。我没跟那个律师碰过面，但古茨曼跟他说起过我，当他打电话到我的汽车旅馆邀请我参加芙芮达的葬礼时，我只是简单地告诉他我很忙。之后他又东扯西拉了几分钟，说到可怜的斯贝林夫人和可怜的阿尔玛，说到整件事情是多么可怕，接着，这是最高机密，几乎毫不停顿地，他告诉我遗产价值高达九亿多美元。遗嘱一旦验证生效，农场就会被上市拍卖，他说，拍卖的收入，连同斯贝林夫人拥有的股票债券清算后的全部所得，都将捐给一个纽约的非营利组织。哪个组织？我问。现代艺术博物馆，他说。整个九亿都将用来建立一个保护老电影的无名基金。很奇怪，他说，你不觉得？不，我说，不奇怪。也许可以说残酷，令人作呕，但不奇怪。要是你喜欢听蹩脚的笑话，这个可以让你笑上好几年。

我认识阿尔玛才不过八天时间。其中有五天我们是分开的，我计算过我们在另外三天里一起度过的时间，结果总共只有五十四个小时。其中十八个小时睡觉睡掉了，还有七个小时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们被隔开了：我一个人在小屋里待了六个小时，我跟海克特一起待了五到十分钟，我看电影看了四十一分钟。那样剩下只有二十九个小时我能真正看到她，摸到她，能把自己封闭在只有她的世界里。我们做了五次爱。我们一起吃了六顿饭。我给她洗了一次澡。阿尔玛是如此快速地走进又走出了我的人生，我有时甚至都觉得她不过是我的幻想。面对她的死，那种感觉是最糟糕的。没有足够的东西让我去记住，所以我只有一次又一次地不停温习着同样的问题，不停叠加着同样的数字，得出同样的、毫无价值的总和。两次汽车，一次喷气式飞机，六杯龙舌兰酒。三个不同的晚上在三栋不同房子里的三张不同的床。四通电话。我是如此迷惘，我不知道除了让自己继续活着以外还能怎么悼念她。几个月后，当我完成翻译从佛蒙特搬走的时候，我领悟到阿尔玛是为了我才那样做的。在短短的八天时间里，她把我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

我想最后再去一次农场，可是当我把车停在农场大门前，我却没有心情再开进去。我一直希望能找些阿尔玛的照片，能在小屋里找些零碎物品带回佛蒙特，但警方已经用禁止入内的黄色胶带把现场围了起来，于是我突然失去了勇气。并没有警察站在那儿拦着我，溜过围栏走进去也不会有任何麻烦——但我不行，我不行——因此我掉转车头离开了那儿。我用待在阿尔博科奇的最后几个小时为阿尔玛的墓穴订了一块墓碑。一开始，我觉得要让碑上的铭文极简化：阿尔玛·格兰德1950—1988。但接着，在我签了合同付了钱之后，我又返回店里对那个男人说我改主意了。我想再加一个词，我说。铭文应该写成：阿尔玛·格兰德1950—1988 作家。除了她在生命最后一夜发给我的那二十页自杀留言之外，我从未读过她写的一个字。但阿尔玛是因为一本书而死的，出于公平，她应该作为那本书的作者而被纪念。

我踏上了回家的路。飞回波士顿的途中什么事也没发生。飞机在中西部上空遇到了气流，我吃了鸡块，喝了杯酒，我看着窗外——但什么事也没发生。白色的云朵，银色的机翼，蓝色的天空。什么也没有。

那个礼拜的晚些时候，我把她葬在了她父母旁边，苏埃诺镇北边二十五英里处的天主教公墓。阿尔玛从未跟我提过有什么亲戚，既然没有格兰德家或莫尼森家的人出来认领尸体，我便自己支付了葬礼的费用。围绕着是涂上防腐剂土葬好还是火葬好、不同棺木的耐久性、棺材的价格等种种相关问题，要做出许多可怕的决定和怪异的选择。接着，在选择了土葬之后，还有许多进一步的问题：服装、口红颜色的深浅、指甲上光、发型。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应付完那些事情的，但我猜我的做法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都是处于一种半梦半醒、半在半不在的状态。所有我能记得的就是对火葬的提议说不。不要火，我说，不要灰。他们为了尸检已经把她切得支离破碎，我不想再让他们把她烧了。

（本章未完）

我回到家里发现酒柜是空的，出去买瓶新的时间已经太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救了我，我忘了在那儿的最后一晚我已经把那瓶龙舌兰酒给喝光了，开车去三十英里外西T镇的希望也破灭了，我只好头脑清醒地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我喝了两杯咖啡，然后重新回到工作上。我本来已经做好了精神崩溃的打算，打算再度滑到悲伤失落和酗酒沉沦的老路上，但在佛蒙特那个夏日清晨的晨光里，我心里的某种东西抵挡住了那股自毁的欲望。夏多布里昂对拿破仑人生的漫长思考刚刚进入尾声，我重新开始翻译的地方是在回忆录的第二十四部，那位被废黜的国王在圣赫勒拿岛上。他已经在流放中度过了六年，当年他征服欧洲也没有用这么多时间。他现在难得离开屋子，他整天都在读切萨诺帝翻译的意大利版的《奥西恩》……当波拿巴出门时，便沿着两旁长着芦荟和有香味的金雀花的崎岖小路散步……或是把自己隐身于贴着地面漫卷的厚厚云雾中……在眼前这个时代，一切事物一天就会老去；活太久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当我们穿越生命时，我们会在身后留下三四个自己的形象，每一个都不一样。我们看着它们穿过时光的尘雾，就像看着我们不同年纪的肖像。

我从新墨西哥回来已经有十一年了，在这十一年里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在那儿发生的事情。关于阿尔玛，关于海克特和芙芮达，关于蓝石农场，我一个字也没提起过。即使我想说，这样一个故事，又有谁会相信？我没有证物，也没有证据来支持我的说法。海克特的电影已经被毁了，阿尔玛的书已经被毁了，而我所能展示给他人的唯一东西就是我那一点可怜的笔记，我的沙漠笔记三部曲：《马丁·弗罗斯特的内心生活》的概要，海克特日记的摘录，以及一份和什么都没关系的天外植物的清单。我决定最好还是不说为妙，让海克特之谜继续存在下去。现在已经有别人在研究他的作品了，当那些喜剧默片1992年被制作成录像带发行后（一套三盘的盒装合辑），这个穿白外套的男人开始慢慢有了一批拥戴者。这是个小小的复出，当然，在这个娱乐工业化和充满亿万大制作的电影国度里，它不过是个极小的事件，但已经很令人满意了。我很高兴能偶尔看到一些提及海克特的文章，他们把他称为类型片的二级大师（摘自《视觉与音响》杂志中斯坦利·乌贝尔的文章）或者滑稽默片艺术上最后一位重要的电影人。或许那就已经够了。当一个影迷俱乐部在1994年成立的时候，我应邀成为一名荣誉会员。作为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研究海克特作品的长篇论文的作者，我被视为是这一组织的创始人，他们希望